创建文明城市的办报资料：中国古代文明思想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包装着，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
创建文明城市的手抄报
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
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更多地是属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而不是属于人学的儒家，其中充满了无任何理性可言的计谋、机变、说谎、诈骗等等。说到底，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腊人哲学是从人认识自然物开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变性(其寿命远比人长)和明显的规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不像古代中国人的人学仅从认识人自身出发，最初创立的却是占卜之学的《易经》，明显带有绝对可变性的宿命，从而远离了世界的不变性和规律性。传统中国人在长远的历史中忽视了逻辑的创造，也即忽视了思维工具的创造，所以，中国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谓创造发明(包括四大发明)都带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质，而毫不具有理论思维的必然的逻辑性，所以命定中国人在近代的历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逻辑必然性学问的西方人来用“船坚炮锐”的方式轰开自己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