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宫廷中的诗人，主要包括朝廷重臣与台阁文人，当然皇帝也包括在内。在盛唐时期，从皇帝到宰相、大臣，再到台阁文人，都对诗歌创作有极大的热情，既有积极倡导，又有创作实践，而且诗歌的艺术水平相当高。
盛唐诗人的分类，学术界习惯按照其创作的题材分为山水田园诗人和边塞诗人两类。这种分类法是相当粗略的，且不说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无法归入任何一类;即使就王维、孟浩然而言，他们又何止是山水田园诗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所能概括的呢?高适、岑参又何止是边塞诗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所能概括的呢?这种分类法不仅简单化，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们转而另求其他的分类法，于是找到依照其身份、地位、主要生活经历来分类的方法。这似乎更有助于阐释他们的创作生涯和创作成就。
我们将盛唐诗人分为三大类：宫廷中的诗人、在地方担任官职的诗人、在野诗人。每一大类中又可分出若干小类。关于以上的看法，袁行霈在《唐诗风神及其他》一书中已经有所阐释①，今再进一步加以探究发挥。本文先就第一大类诗人展开论述，其余各类另文论述。
宫廷中的诗人，主要包括朝廷重臣与台阁文人，当然皇帝也包括在内。在盛唐时期，从皇帝到宰相、大臣，再到台阁文人，都对诗歌创作有极大的热情，既有积极倡导，又有创作实践，而且诗歌的艺术水平相当高。他们的诗风，与初唐时期唐太宗、武则天两朝的诗风不同，对大部分盛唐诗人的心理与诗歌风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样体现了盛唐气象。这类诗人中有不少人曾放为外官，与第二大类诗人有交叉，他们与其他两类诗人一道，共同促进了盛唐诗坛的繁荣。但他们受生活阅历的限制，诗歌题材相对狭窄，难以达到盛唐的一流水准。
宫廷中的诗人又可按照与唐玄宗的关系由亲到疏分为三小类，第一小类是唐玄宗的兄弟、子侄、宗室，我们称之为皇族;第二小类是宰相及知贡举、知制诰、掌典选的朝廷重臣;第三小类是在台阁任职的中、下层文士。
一
唐玄宗(685-762)是第一类诗人的当然领袖，也是联结这一类诗人的枢纽。他不仅擅长诗歌，在书法、绘画、音乐、歌舞等方面也颇有才能。他现存诗六十余首，是唐代皇帝中存诗较多的。我们曾在《唐玄宗与盛唐诗坛》一文中专门讨论过他的诗②，不再赘叙。开元年间，他的创作热情很高，天宝年间，其诗歌创作仍在继续，但已非复开元盛况。
唐玄宗的兄弟、子侄、宗室等也普遍爱好诗歌，有的能诗，有的与诗人关系密切，对诗人的生活与仕途产生过重大影响。玄宗共兄弟五人，表面上看，他对兄弟们十分友爱，他有《鹡鸰颂》，《序》云：“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为方伯，岁一朝见。虽载崇藩屏，而有暌谈笑。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每听政之后，延入宫掖。申友于之志，咏棠棣之诗。邕邕如，怡怡如，展天伦之爱也。”《开天传信记》：“上于诸王友爱特甚，常思作长枕，与诸王同起卧。诸王有疾，上辄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忧形于色，左右或开谕进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废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寝耶!’上于东都起五王宅，于上都制‘花萼相辉之楼’，盖为诸王为会集宴乐之地。”《大唐新语》卷六：“玄宗以业(薛王)孝友，特加亲爱。尝疾，上亲为祈祷，及瘳，幸其第，置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因赋诗曰：‘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发，鸰原鸟再飞。’其恩遇如此。”唐玄宗与兄弟们诗酒唱和，亲密无间，可谓棠棣情深，比之魏文帝、唐太宗对兄弟的无情杀戮迫害，唐玄宗当然算是十分仁慈了。这固然有其真诚的一面，也符合其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但同时更是一种权术。唐玄宗与其曾祖太宗一样依靠宫廷政变夺得皇位，因此，对可能影响其帝位稳定的几位兄弟不得不严加防范，首先是让他们不再到外地担任大都督、刺史等实职，全部调回京城，名义上是让兄弟们安享富贵，实际上是便于控制，其次是在放任他们享乐的同时，严禁诸王交结，并禁止他们与朝臣结纳。
唐玄宗重点防范的一是宁王，二是岐王。他们二人恰好又与盛唐诗人关系十分密切。
宁王李宪是唐玄宗的大哥，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由于看到皇族内部斗争激烈，便急流勇退，让位给弟弟隆基，自己安享富贵荣华。玄宗对他礼让三分，经常率大臣到其山庄游览赋诗，玄宗存有写给大哥的诗六首，张说唱和的也有四首。宁王的生活极尽奢华之能事，唐人孟棨《本事诗》载：“宁王曼(宪)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③这则故事的细节未必真实，但它至少从侧面揭示了如下事实：宁王的淫威、宁王与文人过从甚密、诗人王维的婉而多讽及对宁王霸道行为的无可奈何。玄宗对宁王的一举一动都极为关注。《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玄宗常伺察诸王。宁王尝夏中挥汗挽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可见，作为皇亲国戚，不管怎么胡闹都可以，只要不觊觎皇位，就是好兄弟。宁王深谙其中三昧，所以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一生。
岐王李范是玄宗的弟弟，多才多艺，喜欢交结文士，玄宗对他似乎防范更严。窦皋《述书赋》称赞岐王的文才曰：“可谓梁园笔壮，乐府文雄。累圣重光之盛业，六书一艺之精工，非所以抑圣人以绚己，服勇士以雕虫。责繁声于韶濩，征艳色于苍穹者也。”原注：“言乐府文雄者，王多能好事，有文词特为歌者所唱。”这说明岐王不仅能诗，而且其诗在当时颇为流行。从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之句来看，当时的诗人、歌唱家在岐王府聚会是件常事。《全唐诗逸》存其断句五联，如“清冷池里冰初合，红粉楼中月未圆。”(《宴大哥宅》)“可惜韶年三日暮，风光由绕碧燕觞。”(《三月三日》)均不愧为七言佳句。唐人薛用弱《集异记》曾记载岐王通过玉真公主的门路使王维获得京兆府解头事，我们认为此事是有可能发生的④。岐王广交文士，引起了玄宗的高度关注，对其周围的文人严厉打击。《旧唐书·惠文太子范传》曰：“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与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篇题唱和，又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时上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宴，兼私挟谶纬之书，配徙岭外。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皆坐与范饮酒赋诗，黜庭琦为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然上未尝间范，恩情如初，谓左右曰：‘我兄弟友爱天至，必无异意，只是趋竞之辈，强相托附耳。我终不以纤芥之故责及兄弟也。’”岐王交结文士，触犯了唐玄宗敏感的神经，裴虚己既与岐王游宴，又“私挟谶纬之书”，犯了大忌。岐王周围的文人阎朝隐、张谔、郑繇、刘庭琦多能诗，其中阎朝隐诗名颇高，但卒于开元之前。张谔曾任陈王掾，存诗十二首，其中《五日岐王宅》、《岐王美人》、《岐王山亭》、《延平门高斋亭子应岐王教》诸诗是直接与岐王有关的。郑繇登嗣圣元年(684)进士第，开元初任右拾遗、监察御史，开元六年至八年为岐王府长史，在岐王府作《失白鹰诗》，为盛唐名作，诗云：“白锦文章乱，丹霄羽翮齐。云中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鹜，陈仓拂野鸡。不知寥廓外，何处独飞栖。”刘庭琦开元时人，终雅州司户。存诗仅四首，有两首入选《国秀集》，《奉和圣制瑞雪篇》较有名。
此外，玄宗之妹玉真公主与盛唐文人过从甚密，她爱诗歌，通音乐、书法，乐于提携文士，从唐玄宗到王维、李白、高适、吴筠等都与她有诗歌方面的往还⑤。宁王之子汝阳郡王李琎“与贺知章、褚庭诲为诗酒之交”(《旧唐书·宁王宪传附李琎》)。杜甫《饮中八仙歌》“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说的就是他。李祎(?-743)，吴王恪之孙，开元中，改封信安郡王。李岘(712-766)，李祎之子，高适、王维、皇甫澈都有诗赠给他。李暠(683-740)，太原景王裔孙，官至吏部尚书，这三人都有诗传世。李适之(?-747)，恒山愍王承乾之孙，杜甫《饮中八仙歌》“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即指此人，存诗三首。玄宗之子李亨(即唐肃宗)存诗三首、联句一首。玄宗的女婿张垍(张说之子，尚宁亲公主)，曾任翰林学士，深得玄宗宠爱，《旧唐书·张垍传》曰：“(张)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赏赐珍玩，不可胜数。”今存诗二首，杜甫《赠翰林张四学士垍》曾称赞其文翰：“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杜甫《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也是送张垍的。《旧唐书·韦述传》记贾曾、席豫、张垍、韦述等人引萧颖士为谈客，可见张垍与文人交往比较频繁。
从以上作品和事件来看，盛唐时期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皇族的诗歌创作与诗歌活动非常活跃，在唐代无出其右者。唐玄宗以其文采风流，极大地带动了朝廷的诗歌创作，这样做，符合其“文治”思想，也在客观上表现了当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歌舞升平的安乐生活，是盛唐五十年太平盛世的反映。与南朝宫体诗相比，唐玄宗的诗有了巨大变化，虽然都以宫廷为中心，但其诗不再(或者说几乎没有)以后宫女性为重点，以享乐生活为重心，而是题材广泛，格力雄壮，从宫廷扩展到了外部世界，表现了自己的治国方略、思想取向与胸怀气度，诗艺上也达到较高水平，为当时的文臣树立了榜样。与唐太宗相比，唐玄宗的诗也有很大变化。太宗诗富文采，多五言，气骨不足。明人王世贞评云：“明皇藻艳不过文皇，而骨气胜之。语象，则‘春来津树合，月落戍楼空’。语境，则‘马色分朝景，鸡声逐晓风’。语气，则‘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语致，则‘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虽使燕许草创，沈宋润色，亦不过此。”(《艺苑卮言》卷四)评价较为恰当。
皇族对诗歌的这种广泛参与及热衷程度，无疑会给各阶层的文人以积极的启示，激励文人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学诗、作诗的活动中去，这对推动盛唐诗歌的高度繁荣，具有明显的作用。同时，唐玄宗引导皇族诸人醉心文学，尽情享乐，这对皇权的稳定有一定的作用。而皇族文人们，除了用诗歌咏太平之外，有时也可用于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如李适之的诗就是如此。皇族周围的文人，依靠这棵大树，在生活上或仕途中得到了好处，同时也有可能因与皇族关系过近而引起猜忌，并进而受到打击与迫害。
二
第二小类主要是盛唐朝廷的宰相群体(李林甫、杨国忠已另有文章论述⑥)及知贡举、知制诰、掌典选的朝廷重臣，代表人物有张说、苏颋、张九龄、孙逖等人。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是张说，唐玄宗大部分诗作张说都有和作，据《全唐诗》统计，张说的应制诗达四十六首之多，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张说与唐玄宗的亲密关系及其在朝臣中独一无二的地位。玄宗有多首诗是直接赐给张说的，如送其巡边、答其雀鼠谷诗、送其上集贤学士赐宴、“三杰诗”等，这在群臣中也是唯一的。有趣的是，张说卒后，玄宗的诗就很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抛开君臣关系来看，张说可称为玄宗亲密的诗友。
作为文臣之首，张说在开元宫廷诗坛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群臣奉和圣制，也多是追随张说之后的。张说较有名的应制诗如《将赴朔方军应制》：“礼乐逢明主，韬钤用老臣。恭凭神武策，远御鬼方人。供帐荣恩饯，山川喜诏巡。天文日月丽，朝赋管弦新。幼志传三略，衰材谢六钧。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汉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尘。连年大军后，不日小康辰。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此诗既文采斐然又言之有物，诗中感谢皇帝对自己的器重，表达了以身许国的忠心，虽慷慨激昂却从容不迫，得大臣之体，显儒将之威。这是张说应制诗中较优秀的作品。然而他的大部分应制诗都以歌颂为主，有些还不及唐玄宗原作的水平。其他人的应制诗，多为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之作，连直臣宋璟、张九龄也不例外。
苏颋(670-727)开元中与宋璟同知政事，其文名与张说相埒，《新唐书》本传曰：“自景龙后，(颋)与张说以文章显名，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⑦《全唐文》存其文九卷，《全唐诗》存其诗两卷。其应制诗可以《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为代表：“东望望春春可怜，更逢晴日柳含烟。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细草遍承回辇处，飞花故落舞筵前。宸游对此欢无极，鸟哢歌声杂管弦。”张九龄曾得到张说的揄扬与推荐，长期在朝中任职，为朝廷起草诏书，历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副知院事、宰相等职。他是盛唐前期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其诗风格独特，严羽《沧浪诗话》称之为“张曲江体”。他的应制诗如《奉和圣制早度蒲津关》是一首五言排律，其中间对仗的四联十分精当：“长堤春树发，高掌曙云开。龙负王舟渡，人占仙气来。河津会日月，天仗役风雷。东顾重头尽，西驰万国陪。”气象宏伟，结言端直，不愧盛唐名作。前人或评为“气象混谔，典重奇怪，无不兼有”(《批点唐诗正声》)，或赞曰“典重矣，又能清拔，可睹此公风度”(《唐诗直解》)。《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唐诗直解》评云：“起得台阁气象。同时明皇、罗从愿、张嘉贞俱有诗，无此沉着。”
开元时期的宰相王丘、张嘉贞、韩休、源乾曜、萧嵩、李元纮等人也都能诗且与诗坛关系密切。王丘(?-743)乐于奖掖文士。《新唐书·王丘传》：“迁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选，复号平允。其奖用如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皆一时茂秀。”孙逖、王泠然后来都成为盛唐诗坛有名的人物。王丘有《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之作》等诗。张嘉贞(665-729)能诗善文，存应制诗三首，他在并州长史任上提携王翰，因而留下礼遇诗人的美名。韩休(673-739)工于文词，其诗今存四首，其中《奉和御制平胡》较精彩。源乾曜(673-739)开元中与张说、张嘉贞相继知政事，存诗四首，送张说巡边诗较为出色。萧嵩(?-749)开元初，与王丘、齐浣同为相，姚崇许其致远，存诗二首，一为送张说赴学士院诗，一为《奉和御制左丞相说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李元纮(?-733)，存诗三首，《绿墀怨》是一首颇有情调的闺怨诗：“征马噪金珂，嫖姚向北河。绿苔行迹少，红粉泪痕多。宝屋粘花絮，银筝覆网罗。别君如昨日，青海雁频过。”
朝廷中知贡举或知制诰的高级官员也属此类，他们是参与起草制诰、校理编纂图书的文人学士，以文笔翰墨见知于帝王，类似宋代馆阁或明清翰林院中的文士。其中有的人因此得到赏识做了朝廷的高官，有的又放了外任。他们之中有的是从地方政府中来的，有的曾贬官于地方，但就其主要经历而言是在朝中。他们本有较好的学术根柢，又得以接触朝廷的图书，所以大多有学者的身份，他们的诗歌也带有较多学者的特色。他们多半长于制、诰、疏、表一类公文的写作，其文名多得自这类文章的写作，不少人是文名大于诗名，写诗多少有一点业余为之的样子，其诗也有不少是御用诗或应酬诗。他们从初唐的宫廷诗人那里继承了不少写作的技巧，风格精细，但比初唐的宫廷诗少了一些脂粉气而多了一些刚健气⑧。
馆阁诗人的代表有贺知章、裴漼、徐坚、许景先、席豫、徐安贞和孙逖等人。
贺知章(659-744)，开元十年与徐坚、赵冬曦等入丽正书院，撰《六典》及《文纂》等。后转太常少卿。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他是盛唐前期诗人，今存诗十九首。玄宗送张说巡边、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诗等活动，他都参与其事，并有奉和之作。天宝初年，李白入长安，贺知章曾揄扬之，呼其为“谪仙人”，使其名声大振，是诗坛的一段佳话。天宝三载，他以年老辞官入道，唐玄宗御制诗《送贺知章归四明》及序为之送行，并诏百官饯送于长乐坡，皇太子以下咸与执别，各有诗作，《会稽掇英总集》卷二载李适之、李林甫等三十余位大臣的同题五言应制诗，这既是贺知章一生的荣耀，也是盛唐诗坛的一件盛事。回乡后，贺知章作《回乡偶书》二首，是唐诗中的名作。贺知章既有名篇传世，又深得玄宗赏识，还曾与李白有亲密的关系，他的辞官还乡引起了玄宗首倡的大规模的朝臣送别唱和，极一时之盛，他存诗虽不多，但在文坛的影响力却相当大。徐坚(?-729)曾任集贤院副知事，是张说的副手，存诗九首，《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比较有名。许景先⑨(677-730)，“属三九宴射，时众官既多，猥费府藏，公因是纳谏。明诏见依，朝廷嘉焉，寻除中书舍人。有诏令中书门下词臣撰睿宗皇帝集序，时中书令燕国公张说，当代词宗，遂命公为之。序成奏闻，大承优赏，专掌文诰，尤推敏速。……有制令宰臣已下祖饯于洛桥，御见赋诗以宠其事”(韩休撰《大唐故吏部侍郎高阳许公墓志铭并序》)。许景先的诗今存五首，有送张说巡边、春台望两首应制诗。裴漼(约666-736)，经张说推荐，擢为吏部尚书，存诗四首。《奉和御制平胡》以文德与武功并重，末尾说：“直将威禁暴，非用武为雄。饮至明军礼，酬勋锡武功。干戈还载戢，文德在唐风。”席豫(680-748)，“进士及第。开元中，累官至考功员外郎，典举得士，为时所称。三迁中书舍人，与韩休、许景先、徐安贞、孙逖相次掌制诰，皆有能名。……天宝初，改尚书左丞。寻检校礼部尚书，封襄阳县子。玄宗幸温泉宫，登朝元阁赋诗，群臣属和。帝以豫诗为工，手制褒美曰：‘览卿所进，实诗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旧唐书·文苑中·席豫传》)席豫的诗今存六首，可惜为唐玄宗激赏的《登朝元阁诗》今已不存。徐安贞(生卒年不详)“尤善五言诗。尝应制举，一岁三擢甲科，人士称之。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旧唐书·文苑中·徐安贞传》)。其诗及书法在当时颇负盛名。徐安贞存诗十一首，较好的有《奉和喜雪应制》。
孙逖是此类诗人中存诗较多、水平较高者，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联系历代诗歌的发展状况，对孙逖的生平与创作作了相当全面的概括，颜真卿说雅颂之作流行，是王化兴盛的标志，《诗》亡之后，王道衰竭，此后之诗，或质胜文，或文胜质，均未得其中，宫体流行之后，诗道更加衰落，他不赞同前人提出的沈约诗“灵均已来，此未及睹”、“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陈子昂)”的观点，而认为孙逖是“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运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的诗人，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此文作于永泰元年(765)，以颜真卿之渊博，肯定读过张说、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高适这些盛唐大诗人的作品，而他却对孙逖之诗作出如此高的评价，从孙逖现存之诗看，显然当不起这种荣誉，这可能是颜真卿得到过孙逖的奖掖，故有过誉之嫌，又或是孙逖诗佳作多已失传，如今已难窥其全貌。但孙逖诗在当时享有盛名当无疑问。颜真卿还说孙逖学识渊博，辞赋、序文、制文均很出色，“其为诗也，必有逸韵佳对，冠绝当时，布在人口”。王丘、张说、张九龄、李邕对他都很赏识，可见他在当时文坛上确实有很大影响，同时，孙逖知贡举时，又能秉公选士，不畏权势，选出的人才后来多成为知名文士，《旧唐书·文苑中·孙逖传》：“(开元)二十一年，入为考功员外郎、集贤修撰。逖选贡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则杜鸿渐至宰辅，颜真卿为尚书。后年拔李华、萧颖士、赵骅登上第，逖谓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纶诰。’……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议者以为自开元已来，苏颋、齐浣、苏晋、贾曾、韩休、许景先及逖，为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练，加之谦退不伐，人多称之。”颜真卿评其为“人文之宗师，国风之哲匠”，这也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了。其诗《全唐诗》存一卷，共六十一首，其中有少数几篇五、七言古诗，其余多为律诗，以五律与五排居多，有应制诗，还有十余首与同朝官员唱和交往之作。
上述诸人中，席豫、徐安贞、许景先、孙逖均曾掌制诰，其中席豫、孙逖时间尤长，席豫、徐安贞、孙逖也都参加了唐玄宗与张说的赠答活动。
张说等大臣之间也常有类似唱和的活动，如奉旨参加某些王子、皇亲、公主、大臣家中举行的宴乐，往往会奉旨赋诗，有时也主动赋诗，大臣奉使出巡或出镇地方，留在朝中者也常常有诗相赠。这类诗与应制诗相比，可能更自由一些。大臣奉答皇帝，歌功颂德是题中之意，而且这类诗的内容、体式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朝臣们无法自由地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但这些诗从内容格调上来看比“思极闺闱之内，止乎衽席之间”的梁陈宫体要健康多了，从艺术上看，多为五律与五排，而且技巧较为纯熟，这对唐诗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
宰相或朝廷重臣当中有的参加编纂类书，这对他们的诗歌特点的形成有一定帮助。张说参加《三教珠英》的编写，又长期修史。开元中，朝廷设丽正院(后改为集仙院、集贤院)采集天下图书，先后以褚无量、马怀素、元行冲、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主其事，《群书四部录》、《唐六典》诸书均在此时修成。张说、苏颋是当时的文章宗师，朝野公认的“燕许大手笔”，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旧唐书·张说传》)、“为文属思精壮”(《新唐书·张说传》)。苏颋：“绪发而宫商应，言形而雅颂兴，爽律与云天并高，繁章与霞月俱亮。故能虚明独照，壮思雄飞，自我心极，为之宰匠。……繁弦间发，缛彩相辉。歌奏而白雪遂孤，赋成而黄金有贵。”(韩休《苏颋文集序》)张九龄传世的文章也很多，“学究精义，文参微旨，或有兴托，或存讽谏，后之作者所宗仰焉”(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他们的文章对其诗风也有影响，并呈现出与盛唐其他诗人不同的特点。他们的文章多雍容典雅，鼓吹盛世，诗歌也受文章影响，主要写盛世之音，平正通达，与当时失意文人或市井文人的诗风迥然不同。
三
第三小类是朝廷中下层文士。包括王维、吕向、卢象、陶翰、綦毋潜、李华、萧颖士等人。他们在朝中的政治地位较低，但诗才较高，又有更多的精力投入诗歌创作，所以他们代表了宫廷中诗歌的最高水平。
王维是这一小类诗人中影响最大的。他于开元九年进士及第，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开元末曾知南选，天宝中任左补阙、库部郎中、吏部郎中等职，天宝末，为给事中。禄山陷两都，迫以伪署。贼平，责授太子中允。终尚书右丞。他在玄宗朝诗名颇盛，“维以诗名盛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旧唐书·王维传》)。《河岳英灵集》卷上评王维诗曰：“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从开元九年(721)释褐太乐丞到上元二年(761)去世，王维的仕途长达四十年，其中有三十年以上在朝为官，他入仕前与宁王、岐王等关系密切，又曾因张九龄的擢拔而任右拾遗，所以张九龄失势后，无论是唐玄宗的龙恩，还是张九龄政敌李林甫的垂青，都很难格外关照他，他在朝中的官位虽然正常升迁，但始终未能进入权力核心，甚至并未成为文臣领袖。其仕途一直是比较失意的，至少是属于冷官范围，在李林甫、杨国忠当权的险恶政治环境中，要求王维有所作为，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天宝年间，王维虽然一直在朝为官，但最迟从天宝三载起，他已开始在蓝田辋川别业中，与裴迪等人啸咏终日，过着亦官、亦隐、亦居士的生活。
王维的应制诗多达十七首，但一方面由于年辈稍晚，他没能赶上开元初年玄宗与张说、张九龄等大臣的唱和，另一方面，他在朝中的地位稍低，其应制诗在当时影响并不大，较有代表性的有《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等，据陈铁民先生《王维集校注》，这些诗均作于天宝年间。王维此时的身份是朝廷的中层官员，又是知名诗人，所以经常参与应制活动，但他既不可能成为这些活动的中心人物，这些诗也不足以显示他的诗才与个性。不过，仅就数量而言，王维的应制诗在天宝年间的诗人中应当是较多的。
王维有几首诗分别与贤相张九龄和奸相李林甫有关，正好可以作一比较。开元二十二年左右，王维作《上张令公》：“珥笔趋丹陛，垂珰上玉除。步檐青琐闼，方幰画轮车。市阅千金字，朝闻五色书。致君光帝典，荐士满公车。伏奏回金驾，横经重石渠。从兹罢角牴，且复幸储胥。天统知尧后，王章笑鲁初。匈奴遥俯伏，汉相俨簪裾。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当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诗中称许张九龄作为宰相的文采风流、乐于荐士、正直敢言、威风凛凛，诗末以贾谊、汲黯自喻，希望张九龄提携自己。全诗多用典故，相当古雅。开元二十三年左右，又作《献始兴公》(原注：时拜右拾遗。始兴公即张九龄)：“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任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这首诗十分直白，先说自己是一位有气节、有操守的书生，并非趋炎附势之辈，宁肯以布衣终老，也不愿向王侯折腰，但是得知张九龄不结党营私，一心为百姓，因此，自己愿意在张的门下效力，也是出于为国之心，并无私欲，写得冠冕堂皇。开元二十六年左右，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后，王维作《寄荆州张丞相》：“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一方面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示不忘旧恩，最后说自己也将退隐山林，终老田园。从这几首诗看，王维与张九龄公私两方面的情谊都很深厚。王维有三首诗与李林甫有关，如《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原注：时为右补阙)：“天子幸新丰，旌旗渭水东。……出游逢牧马，罢猎见非熊。上宰无为化，明时太古同。灵芝三秀紫，陈粟万箱红。王礼尊儒教，天兵小战功。谋犹归哲匠，词赋属文宗。司谏方无阙，陈诗且未工。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此诗吹捧李林甫为相，无为而治，达到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赞其智谋过人，文才出众，是较为明显的谀词。《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作于天宝年间，是一首应制诗，主要是写景与应酬，没有直接吹捧之词。《重酬苑郎中》(原注：时为库部员外)：“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惭未报主人恩。草木尽能酬雨露，荣枯安敢问乾坤。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扬子解嘲徒自遣，冯唐已老复何论。”这首诗有婉拒李林甫拉拢之意，语气不卑不亢。王维任监察御史时，曾出使边塞，写过一些优秀的边塞诗，比高适、王昌龄、岑参等人的诗毫不逊色，如《使至塞上》、《出塞作》、《从军行》、《陇西行》等诗很有气势，《陇头吟》写一位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却不得封侯的老将，主要写不遇之悲。《燕支行》是一首正面歌颂唐玄宗边防政策的长篇七古，前人说是王维“自喻所负也”(《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有些诗充满阳刚之气，显示出当时唐朝边防的强大。如《送刘司直赴安西》：“绝域阳关道，胡烟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送赵郡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万里鸣刁斗，三军出井陉。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吏，都护在燕然。”王维写给同僚即朝廷中、下层官吏的诗数量多，水平高，感情真，值得注意。其诗多引起唱和，如《青雀歌》，同咏者有卢象、王缙、崔兴宗、裴迪;《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辋川集》二十首，裴迪同咏;《与卢员外过崔处士兴宗林亭》，卢象、王缙、裴迪、崔兴宗同咏;《同崔兴宗送瑗公》、《敕赐百官樱桃》，崔兴宗同咏;《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王昌龄、王缙、裴迪同咏;贾至作《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王维与杜甫、岑参同和。王维所赠者不乏下层文人，如孟浩然、綦毋潜、李颀、祖咏、杜甫、储光羲、丘为、卢象、崔兴宗、裴迪、钱起等。
从王维早年的政治诗和边塞诗来看，他本来是有政治抱负的，但是，开元末之后，张九龄失势，李林甫长期执政，接着又是杨国忠专权，王维已失去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可能，加上他信仰佛教，性格较软弱，又为生计所迫，他才走上了亦官、亦隐的道路。天宝十二载，杨国忠将郎官不附己者悉出于外任太守，王维当时也是郎官，他没有被外放，说明他与杨没有直接矛盾，而李岘兄弟被出时，王维有诗送之，并表达了自己的同情，说明王维对杨的做法是不满的，但他当然也不可能公开指责杨。王维的长期隐居，显然是一种回避矛盾的做法，但也正因为这种回避，才成全了其山水诗。王维以《辋川集》为代表的山水诗以及一些送别诗、游览诗，是其诗歌艺术水准的集中体现，一向最为人所称道。苏轼拈出“诗中有画”这一特点，可谓独具慧眼。袁行霈早在1980年就撰文，结合王维的诗歌详加分析，补充发挥了苏轼的论点⑩，其后又有学者跟进作进一步的阐述。人或以为王维的山水诗有的并不能画出来，从而否定“诗中有画”这个命题。其实如果研究过绘画史，就会知道这些以为不能入画的诗，大都有画家画过，有些还是出于著名画家之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王维“诗中有画”这个命题，不可胶柱鼓瑟，执着于其能否入画，其重点乃在于是否具有“画意”，是否能引出读者的视觉联想。王维还有不少感遇诗，应引起注意。《送綦毋秘书弃官还江东》可为代表：“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念君拂衣去，四海将安穷。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鱼鸟际，澹尔蒹葭丛。无庸客昭世，衰鬓日如蓬。顽疏暗人事，僻陋远天聪。微物纵可采，其谁为至公。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借赠友人抒发了失意之悲，这也是王维朝官生涯的间接写照。
卢象也是这类诗人中的一位。他是张九龄赏识的人，是王维的友人，在朝时间较短，经历、志趣与王维都有些相似。《河岳英灵集》卷下：“(卢)象雅而不素，有大体，得国士之风。曩在校书，名充秘阁。其‘灵越山最秀，新安江甚清’，尽东南之数郡。”卢象是盛唐著名隐士卢鸿之侄，他的《家叔征君东溪草堂二首》，写出卢鸿的隐居生活及其道教背景，亦值得注意。綦毋潜(生卒年不详)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授盩厔尉，入为集贤院直学士，秘书省校书郎，天宝初，弃官还江东，后任右拾遗，终著作郎。潜与王维、孟浩然、李颀、高适、储光羲等人友善。《河岳英灵集》卷下选其诗六首，评云：“潜诗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历代未有。荆南分野，数百年来，独秀斯人。”他还被严羽《沧浪诗话》列为“大名家”，王维赞其“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别綦毋潜》)，其诗主要写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方外之情”，《春泛若耶溪》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二是送别诗，如《送章彝下第》等。王缙、崔兴宗、裴迪、丘为等人也可归入此类。王缙乃王维之弟，崔兴宗为王维内弟，裴迪为王维辋川唱和的道友，丘为与王维来往密切，他们的诗亦多写山水田园，与王维很接近。天宝后期，王维与其诗友们在长安及其附近的辋川以诗酬唱往还，形成了一定规模且颇有特点。
吕向、陶翰、李华、萧颖士等人也可归入此类。吕向(生卒年不详)，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开元二十六年，他任首批翰林学士(见其《唐翰林学士传论》)，吕向的《美人赋》轰动一时，唐玄宗校猎渭川时，他又献诗讽谏，诗人徐安贞、储光羲、王翰都与他有诗歌往还，可惜他本人的诗已失传，我们无法直接了解其诗歌创作的成绩。陶翰(生卒年不详)也是一位“词臣”，开元十八年进士及第，《河岳英灵集》卷上说他：“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其边塞诗写军人在沙场苦战，却无法得到封赏，或异常悲哀：“射杀左贤王，归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东出咸阳门，哀哀泪如霰。”(《古塞下曲》)或意志消沉，借沉湎声色消磨余生：“出身为汉将，正值戎未和。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大小百余战，封侯竟蹉跎。归来灞陵下，故旧无相过。雄剑委尘匣，空门垂雀罗。玉簪还赵女，宝瑟付秦娥。昔日不为乐，时哉今奈何!”(《燕歌行》)这几首诗与高适的《燕歌行》格调相近，主要写边塞战争及生活的阴暗面，与王昌龄、岑参的边塞诗异趣。李华(715?-774)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天宝二年又中博学宏辞科，历仕为秘书省校书郎、监察御史、右补阙。萧颖士(709-760)与李华同年举进士，历仕为桂林参军、秘书正字、集贤校理，天宝八载后出为广陵府参军。李、萧二人为盛唐著名古文家，并称为“萧李”，诗歌也有一定成绩，《全唐诗》存诗各一卷。再如王湾，其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被张说书于政事堂，令后来学者为楷式。张旭，为当时大书法家，杜甫《饮中八仙歌》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亦存诗十首(11)。此二人亦当归于此类，限于篇幅，暂不展开论述。
这一小类诗人在朝中官位较低，文学才华却明显高于前两小类人，他们的诗内容较丰富，技巧很成熟，并且成为此大类诗人向第二大类诗人(指地方官身份的诗人，我们将另文论述)自然过渡的桥梁和纽带，在盛唐诗歌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
以唐玄宗为代表的宫廷中的诗人们对盛唐诗坛有直接影响，《河岳英灵集序》云：“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指唐玄宗)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12)开元十四年，唐玄宗敕曰：“朕以厚儒林，辟书殿，讨论易象，研核道源，冀淳朴大行，华胥非远。”《新唐书·文艺传》曰：“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不难发现，唐玄宗的主张与初唐时大不相同。唐太宗《晋书·陆机传后论》赞扬陆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班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重在肯定其文采。太宗、高宗时的文坛领袖上官仪著《笔札华梁》，专门研究作诗的入门体式(《八阶》)、对仗方式(《对属》，共十一种。《论对属》、《六对八对》条亦论对仗，文字大同小异)、论作诗声韵上的各种禁忌(《文病》，共十一种)，强调的无非是辞采、对偶、声律诸种作诗的技巧。初唐佚名文人的《文笔式》，与《笔札华梁》内容相近而更加详尽。元兢的《诗髓脑》、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内容亦相似。卢照邻、骆宾王等人的一些论诗之文或文集序，也都强调“丽辞”。武后时宫廷文人上官婉儿、沈佺期、宋之问更是大力提倡律诗，重视辞采，并促进了七律的定型。由此可见，唐玄宗的诗歌主张与初唐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盛唐诗歌朝着“声律风骨始备”的道路前进，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宫廷中的诗人的诗歌为天下士子树立了高标;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的宰相及大臣诗人凭借文坛声望与选士权力左右着诗歌的风气;以王维为代表的文士诗人则以其出众的创作成绩，体现了诗歌的水平。他们的诗歌的突出特点是其政治性或曰政治实用性，作诗是为了某种政治的需要。如蔡孚等人的《龙池篇》，宣传唐玄宗为真命天子，唐玄宗那些引起众多朝臣唱和、具有轰动效应的诗篇，如送张说巡边、送张说赴集贤院任职、“三杰诗”等，政治目的显然是第一位的。宫廷诗的另一主旨是歌颂太平盛世。其中同题共赋的作品很多，也与政治因素有关。从他们的身份、职事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来看，这一类诗人主要是政治家，以事功为其生命的第一要务，诗歌创作是事功顺利实施的一种手段，有时是事功的调剂与补充，这与中唐时诗人以事功与文学并重的做法大不相同(13)。
张说等大臣的诗则重在通过诗“以佐王化”，文词相对华丽;以王维为代表的朝廷中下层官吏则以诗抒怀，以诗社交，真情实感较多，艺术水平较高。这些诗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主要反映的是大唐帝国的赫赫声威，这也基本上是当时社会与朝廷现实的真实反映，从这个角度看，这一类诗同样表现了“盛唐气象”。
他们或为帝王，或任宰相，有的掌握典选或知贡举的大权，足以左右朝廷文风，他们对诗歌的热爱与提倡，无疑对广大文士有极大的激励作用，而且为士人提供了成功的人生范式。他们直接提携了盛唐的主流诗人，如王维与宁王、岐王、玉真公主、张九龄，李白与苏颋、唐玄宗、玉真公主、贺知章，杜甫与李邕、房琯、韦济，王翰与张说、张嘉贞。他们同时又是文章宗师，甚至文名往往高过诗名，这三小类中最有成就的诗人都是诗文兼擅，表明诗歌与文章创作之间有一种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关系。
五
唐玄宗朝的进士考试分三场，其中第二场考诗赋，诗例考五言六韵的排律，这对盛唐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唐诗体式的完备与成熟。
首先，宫廷中的诗人创作了大量的五言排律，唐玄宗现存诗六十余首，其中多数为五言排律，这势必给天下文人以极大的影响。张说、张九龄、苏颋等人的应制诗亦多为五排。如《唐诗品汇》选唐玄宗五言排律十首，选张说、张九龄、苏颋等人的则多达十余首，主要是唐玄宗与张说等大臣的唱和诗，说明他们的诗艺术水平很高。五言排律雍容典雅，适于应制，盛唐宫廷中的诗人大量创作此体，使其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高棅曰：“排律之作，其源自颜、谢诸人古诗之变，首尾排句，联对精密，梁陈以还，俪句尤切。唐兴，始专此体，与古诗差别。贞观初作者未备，永徽以下，王、杨、卢、骆，倡之于前，陈、杜、沈、宋极之于后，苏颋、二张又从而申之。其文辞之美，篇什之盛，盖由四海晏安，万机多暇，君臣游豫，赓歌而得之者，故其文体精丽，风容色泽以词气相高而止矣。”(《唐诗品汇·五言排律叙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朝廷诗人中出现了王维这样的大诗人，他的创作，将唐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应试诗规定为五言排律，这对盛唐诗坛产生了更加重要更加直接的影响。宫廷中的诗人们多作雍容典雅的五排或五律应制诗，在辞藻、用典、对仗等技巧层面上也是“穷力而追新”，而他们或成为知贡举的考官，如王丘、席豫、韦述、韦陟、孙逖等皆曾知贡举，王维开元二十九年曾知南选，或为引领诗坛风气的大臣，如张说、张九龄等人。他们在宫廷所作的诗歌对参加进士考试的举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唐朝自永隆二年(681)起，进士考试定为三场，即经义、杂文、试策。其中杂文是二首，在开元、天宝年间大体上为一赋一诗，诗的定式则为五言六韵的排律(如《白居易集》卷三九省试《玉水记方流诗》，题下注明“以流字为韵，六十字成”)，应试赋则通常为八字韵脚。五言排律是上述宫廷中的诗人(从皇帝到宰相再到知贡举的大臣及中层文人)最擅长的诗体。应试的举人为了谋求一第，一定会迎合考官的口味，顺应当时的社会风气。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进士考试之前必须行卷与纳省卷。“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14)所谓纳省卷则是：“进士到礼部应试(即所谓省试，礼部属尚书省)之前，除了上面所谈的要向有地位的人投行卷之外，还要向主司纳省卷。”(15)而确立“纳省卷”这一规则的人，就是韦陟。《旧唐书·韦陟传》曰：“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其事发生在天宝元年。盛唐时每年参加省试的举子在千人以上(16)，如果每人行卷、纳省卷各用五首诗(实际上很可能不止此数)，则每年这类诗就有万首，这还不包括各州府的文士为取得“拔解”的资格而作的诗(这个数量应当更大)。应试举子显然应该学习、摹拟宫廷中诗人的诗风，以增加中式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宫廷中的诗人对他们的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李白在长安作的《送梁公昌从信安北征》即为五言六韵的排律，《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是两首排律，另如其《送储邕之武昌》、《送友人寻越中山水》、《送纪秀才游越》、《秋日与张少府楚城韦公藏书高斋作》、《宣州九日闻崔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赠崔》等均为五言六韵的省试体排律，连天才纵逸、声称“鄙薄声律”的李白都如此，其他诗人可想而知。又如不以声律见长、被苏轼称为“韵高而才短”的孟浩然，也有《泊宣城界》、《西山寻辛谔》、《送朱去非游巴东》、《送萧员外之荆州》等五言六韵律诗。孟浩然在太学赋诗，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名句，令文坛领袖张九龄“阁笔”(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在太学这样的环境中作诗，为“省试体”的可能性非常大。年轻时“隐迹博徒”、未曾考中进士的高适有作于京城的省试体《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作于边塞的《陪窦侍御泛灵云池》等等。杜甫为盛唐乃至唐代排律第一高手，与他困守长安十年期间与胜流切磋、苦练排律技艺有很大关系，他在《壮游》中曾不无夸耀地叙述其少年时的得意之状：“往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辈，以我似班扬。”杜甫十四五岁就得到州郡长官崔尚、魏启心的赏识，以班固、扬雄许之，可见其辞赋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正是为应进士举作的准备。到了中年，他“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开元二十年前后，杜甫来到京城应进士试，这时他在诗赋方面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并高度自信，认为屈原、贾谊之赋，曹植、刘桢之诗，皆不在话下，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落第，“忤下考功第”，似乎是说他得罪了主考官，但具体情形已不得而知。天宝年间，杜甫曾困守长安十年，他叙述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时说：“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杜甫说自己的诗赋得到“词伯”(当指左右朝廷文风的大臣)与贤王的赏识，自己献赋朝廷，曾得到皇帝“废食”召见的荣宠。从这首具有自叙性质的诗来看，杜甫的大半生都在钻研诗赋，可见宫廷主流诗体对文人影响巨大。杜甫在长安期间也写了不少排律，曾因献《三大礼赋》而被授官，但终其一生，并未考中进士，这或许是他人生的一大憾事。盛唐诗人陶翰的六韵排律《柳陌听流莺》、刘眘虚的《积雪为小山》、张子容的《壁池望秋月》、王季友的《玉壶冰》，都不见于徐松《登科记考》，但是看起来都像是省试诗，足见这类诗数量很多，影响很大。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应试诗虽不能进入宫廷，但举子为求及第，会投合宫廷诗人(大臣考官及有力荐举者)的口味。需要指出的是，凡是向宫廷趋同者，很少有好诗，盛唐诗坛成就最高者还是生活坎坷、抒发真性情、不靠近宫廷的诗篇。宫廷中的诗加上应试诗带动了作诗风气，但真正的好作品不跟宫廷走(技巧、用典、辞藻等方面可能有些作用)。
当然，宫廷中的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民间诗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绝句进入宫廷，林庚先生曾以“绝句登上诗坛”作为唐诗高潮的标志之一。绝句在开元初已由民间进入长安，据晚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开元初年，三位“风尘未偶”(即尚未步入仕途)的诗人王之涣、高适、王昌龄，曾在旗亭听歌妓唱诗，所唱即为他们三人的七绝，有王昌龄的《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王之涣的《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高适的一首为五绝(系截取一首五古前四句而成)。此时绝句已在长安歌妓口中广为传唱，说明这种诗体已颇为流行。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息夫人》等也于开元前期在长安流传。宋初人钱易《南部新书》记载：“祖咏试《雪霁望终南》诗，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纳主司。诘之，对曰：‘意尽。’”(17)诗曰：“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是一首典型的五绝。如此明显不合程式的诗，主司竟也不以为忤，擢其中第。此事发生在开元十二年，足见绝句在朝廷中已经流行。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李白作《清平调词》三首的故事(事见《松窗杂录》)，是写杨贵妃花容月貌的。诗云：“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绝句进入长安并进而进入宫廷，给宫廷诗歌带来了新鲜空气，使得宫廷诗歌与民间诗歌的距离缩短了许多。
六
上述宫廷中的诗人主要活跃于开元年间，尤其是张说、张九龄执政时期，李林甫掌权后，这些诗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活跃期的诗人们，意气风发，高唱着“天喜时相合，人和事不违”、“地险天逾壮，天平镇尚雄”(唐玄宗)、“礼乐逢明主，韬钤用老臣。……剑舞轻离别，酣歌忘苦辛”、“欲知朝野庆，文教日光辉”(张说)。而李林甫执政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如张九龄《归燕》：“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18)这是他受李林甫排挤时无奈的表态，语调十分低沉，与从前那个议论风生的才子名相判若两人。天宝初年，李适之因“每事不让李林甫”而被罢相，作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19)更无复当年的豪情。随着政局由光明转向黑暗，盛唐宫廷中的诗人的创作也一蹶不振，首先是唐玄宗没有了当年的创作热情，诸王也停止了歌唱，大臣们噤若寒蝉，很多正直之士被贬出朝廷，带着高层政治体验和深度失意之悲，来到地方，开辟了诗歌的新天地，盛唐诗风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仕途的失意，从反面促进了盛唐诗歌的进一步繁荣。可以说，天宝诗歌的成就高于开元时期。
这一类诗人又与第二、三类诗人有交叉现象，如张说、张九龄都曾多次被贬出朝廷，他们在贬所创作的诗歌水平高于朝中诗歌，盛唐朝廷诗多数并未达到一流水平，但这些诗人离开朝廷之后，诗歌水平达到新的高度，而这往往与他们的“高端体验”有直接的关系，如张说的岳州诗，张九龄的感遇诗，王维的辋川诗，都是其朝臣生涯尤其是不得意经历的折射。这一则说明丰富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仕途失意对创作有积极的影响，二来他们在朝中的“高端体验”也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人生，从而创作出更有内涵的作品。又如李白是一位在野诗人，但他天宝初年在长安待诏翰林，陪侍皇帝，写出一批非常有风采的宫廷诗，而且宫廷经历对他后半生的生活与创作都有重大影响，但若与其入宫前及出宫后的诗相比，他供奉翰林期间的诗水平并不高，这说明宫廷生活限制了他的诗才，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闻一多先生提出四杰的诗“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唐诗杂论·四杰》)的著名论断，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并成为研究初、盛唐诗歌的逻辑起点之一。从唐诗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闻先生的话是很有见地的，但不能将它绝对化，“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之后，台阁诗仍然相当活跃，呈现两方面共同活跃的状况。这是应当引起学术界注意的。
盛唐时期宫廷中的诗歌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是内容相对单薄。从皇帝到王公大臣，在宫廷中所作的诗歌主要目的是宣扬文治，鼓吹太平盛世，其诗或用于粉饰太平，或用于歌功颂德，或用于应酬交往，这就使得这些诗题材较为狭窄，对当时宫廷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三庶人事件”，张九龄被贬出朝之事，韦坚、李适之、裴敦复、李邕等人被杀事件等，宫廷诗歌是不可能有所反映的，当时的民生疾苦、边塞问题、经济问题乃至当时丰富多彩的盛世歌舞、书法、绘画等艺术成就，宫廷中的诗歌都较少提及。二是体裁单一，主要集中在五言排律、七律和绝句上，古体诗尤其是长篇五、七言古诗较少，名作则更少。当然，宫廷中的诗又给盛唐诗人提供了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绝好的舞台。盛唐大诗人多有长安宫廷生活的经历，这从正面、侧面乃至反而帮助诗人更为深入地了解了盛唐上层社会的种种光明面与阴暗面，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与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