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再怎么郁闷再怎么不满，也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的。
从高分少年到逃课天王
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年的高考分数是536，那时所有科目的满分总分是640。本着初中时曾经在车站一宿见证了3次打架斗殴而想为社会主持正义的理念，他顺利地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他那会也想过当作家，最想上北大中文系和人大新闻系，但老师告诉他，真正的作家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加上高考政治是自己高中时代第一次及格，似乎冥冥之中暗示他要学习法律，于是就没有在填志愿时选择北大，人大。
一进学校，他对校园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小。他推着辆自行车从正门到后门走了一圈只花了3分钟。看见操场，心更是凉了，跑道只有250米，还因为暑假没人修理，草长得有半人高，球门生锈了显得特别斑驳。当时他就萌生了一个念头——退学，特后悔自己填报了这所学校，这个颓废的想法一直持续了好久。
大一整整一年，经过老师循环往复再三劝说他才没有退学，但是也没有好好上课。他觉得很多老师上课不好玩，讲得特没劲还喜欢用满堂灌照本宣科，多年后的他甚至想：“如果老师都讲得像易中天这样我当年就爱听了，哪里还会想退学呀!”
他憧憬中的大学老师讲课是开导式的，还最好上课扯开话题海阔天空地侃。他又开始沮丧了，不喜欢上无聊的课，不喜欢在那坐50分钟听老师瞎白活，不愿意在那耽误时间。于是他逃课，成为那种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的学生，经常一个星期仅仅只去上4、5节课。
郁闷与宣泄
大学伊始，他给自己的画的路线图就是四点一线，图书馆——球场——食堂——寝室。逃课期间，他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图书馆，放松的场地就是去球场上驰骋着和同学们踢场酣畅淋漓的球赛。逃课编织的日子里，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什么类型的都看。很多书看下来其实根本没看懂，还就喜欢挑战，看哲学、看弗洛伊德、看他的《爱情心理学》。也看萨特，有时还去书店淘书。他的零花钱，除了买音乐磁带就是买书，虽然没怎么去教室好好上课，但是读了海量的杂书却是获益匪浅。当然，他付出的代价就是每个学期都有功课不及格。
他不喜欢考试，觉得考试是件“挺龌龊的事儿”，大一考试还经常作弊，他想自己是属于学习成绩最不好的，只有综合成绩是最好的，因为书看得多嘛。他狡黠地为自己的“腐败生活”辩解找着理由。
一学期下来，他还不认识很多老师，有次在课堂上差点把老师误当作学生家长。他是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学校社团，院系比赛都不沾边儿，只有在开学不久加入了学校的广播站，这一加入就一直待到毕业才舍得离开，后来还成了广播站的站长。
在广播台，他可谓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除了去采访回来写写新闻播报稿，最主要的是可以用公家的钱听磁带。
那个时候听音乐用的录音机可不像现在这样，他的第一台录音机还是带一个大喇叭的，要60块钱，当时是骗爸妈说买来学英语的，结果大学四年连英语四级都没过。
他最钟情于外国摇滚乐，于是学校广播台成了他的“秀场”。早上如果是他值班，那可不得了，他每次都选择那些特别吵特别闹的音乐放，“既然是让大家起床精神振奋，还放什么轻音乐啊!”他想。于是，那个时候什么摇滚啊Disco啊，还有一些流行歌曲比如《西北风》等等，动辄就响彻在政法大学朦胧的清晨。虽然也有很多同学去投诉，不过时间长了他们也就习惯了。
渐渐的，校园里知道他的人都叫他“疯(峰)子”。褒扬的声音也不在少数，有一次，打来一个电话找他，是学校犯罪心理学教研室的一个老师，夸他放的音乐特别好，还说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早上应该放一些节奏铿锵的音乐。他乐了，真是一伯乐啊!
迷茫中自有我方向
特郁闷的时候，他还写书，写荒诞小说，写散文，写评论，发表都用的是匿名，但是不参加文学社。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海子就是政法大学毕业的，自己胆儿挺小，总感觉学校里诗人特别多，文学社的高手都不少，怕自己去了没自信。”他以自己为原型写了一个迷惘的新生的故事，也发表了。后来写着写着，就不编故事了，专门给《音像世界》投稿，还记得第一次在这本钟爱的杂志上发表作品是写自己钟爱的歌者。从此之后，乐评之路就一发不可收拾。
那时候的他还和一帮同学经常闹事，看见学校有什么演出活动就去捣乱，他觉得自己惟一能参与的和学校氛围有关的事情也就是捣乱。有次学校的一个中秋节晚会硬是被他们几个同学给闹得演不下去。
现在的他回想当年，已不是那番模样，他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郁闷，这是每个大学生的必经阶段，只是表现方式不同，反思程度也不同。现在的学生往往缺乏责任感，缺乏一些社会体验，所以好多人都指责他们比较自私。生活难免会有过不去的坎，最忌讳的就是从情绪上的郁闷到行动上的堕落。我算是曾经最郁闷的那类学生，可是通过阅读和音乐找到了自己，从而学会反思自己做过的那些另类的事儿。一个人再怎么郁闷再怎么不满，也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的。
对于自己糊涂但有收获的大一，他觉得，人成长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代价，同时要从代价中得到些东西，因为，这是个规律性的东西，只有迷茫了你才会找对方向，才会体验豁然开朗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