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显示，自1980年以来，中国有1200多位企业家自杀。成功人士的心理健康主要受到五大心理问题的困扰，包括焦虑、孤独、抑郁、多疑偏执、困惑迷惘。这几大问题就如“心魔”，即使单个儿出现已足以堪忧，如果一并出现必然导致严重的心理障碍，乃至人格分裂。在中国历史上，因这几大“心魔”作怪而成为暴君的不乏其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为典型，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成功人士遭遇的困扰与压力，也让人们获得启发与教训。
朱元璋的焦虑与多疑
朱元璋自开创大明王朝后，就饱受两种焦虑的煎熬：一是成就焦虑，一是皇位焦虑。作为前者，朱元璋自视甚高，立志建立一个空前公平和谐的社会，以求功盖始皇，业比尧舜;作为后者，朱元璋虽贵为帝王，却总是忧心忡忡，生怕臣子生异心，夺取他的江山。
朱元璋登位以来，一直致力于吏制和道德重建。至洪武十年，朱元璋一直试图以“仁政”来达此目的。但在吏制上，特别是清除贪官污吏上，朱元璋屡受挫折。由此他不再相信儒家的仁政学说，处理政事越来越随心所欲，不讲道理。此外，朱元璋的梦想是建立家天下的格局，将20多个孩子分封到全国各地，并具兵权。但他十分担心开国功臣们会篡夺自己的江山，对他们欲尽除之而后快。由于这两种焦虑，朱元璋不断产生无名烦恼与恐惧，身心健康备受困扰。史书记载，朱元璋时常夜不成眠，披衣观天象，忧心天下四方的局势变化。久而久之，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在决策上日显强迫性怀疑妄想，并刚愎自用。
例如，浙江府学林元亮为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
之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秃僧，“作则”是喻自己做贼，下令将两人处死。朱元璋对臣子的猜忌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还如，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情报机关，使特务遍布全国，监视大臣们生活细节，以便随时肃清他想铲除的臣子。朱元璋还开创了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平民，均可被笞!他还借大规模屠杀建立威信和消灭敌手。这本质上都是焦虑在作怪!
朱元璋的孤独与恐惧
朱元璋热衷于屠杀臣民，这是减轻他心理压力的一种病态做法。这一做法给明朝的官制带来许多前所未闻的怪事，如带枷升堂、上朝如赴刑场等，使得大小官员都生活在高度恐惧中。这使朱元璋迅速变成一个极为孤独的人，无人敢向他直言，身边亲人亦然。
洪武二十六年，太子朱标故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堪忍受其父滥杀无辜而抑郁致死。
到最后，无论满朝文武，还是妻妾子女，都有可能成为朱元璋的假想敌!他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朱元璋的抑郁
朱元璋晚年身为帝王，号令天下，不可一世。但他并不幸福，其情绪状态一直是郁郁寡欢。因为他自知是一个暴君，做出了一系列寡恩残忍的事情!为求心理平衡，朱元璋对仁政有着本能的抵触，对整人也有着极端的乐趣。
史学界一贯声讨朱元璋以极端粗暴的手法对待臣子，但绝少琢磨过朱元璋为什么会这样做。他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控制积压已久的焦虑和抑郁。由此，朱元璋的个人悲剧在于：他越是有成就，就越感自卑;而越感自卑，也就越要杀人。如此恶性循环，其晚年何以幸福!
由于这些“心魔”的作用，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出现了人格分裂(指一个人的稳定心理特征出现结构性变化)，给人感觉判若两人，突出表现为由仁君变成了暴君。史书记载，朱元璋在55岁前一直是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
朱元璋的人格悲剧在于：他一生都在消灭对手，但他真正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可以打败所有人，却无法战胜自己。朱元璋不能很好地缓解工作中的种种焦虑，对自己和他人要求都太苛刻了。
“朱元璋综合征”对于成功人士的启发
类似朱元璋的表现可以称为“朱元璋综合征”，它泛指一个成功的人面对重重工作压力，不善调整心态，越是成功就越自卑，越有能力就越刻薄。
成功意味着更大的焦虑。对此，人们要学会化压力为动力，不要过分担心个人的能力不足，而是要学会与他人分摊压力，以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利用群众的智慧化解个人的焦虑。
成功还意味着更大的竞争。对此，人们要学会变危机为生机，不要把竞争对手视为自己事业发展的障碍，而是要学会用其之长，避其之短，终而掌握化敌为友、“与狼共舞”的艺术。
朱元璋的教训在于：他在两手空空，沿街化缘时尚有几分自信，却在扫平天下，一朝为皇时日感自卑———成功者不当自卑，自卑者不会成功。朱元璋的教训还在于：他在开创天下时甚善搜罗人才，化敌为友，却在建立江山后猜疑成性，杀人成瘾———成功者不该孤独，孤独者难成大事。
归根到底一句话：成功者要善解压力，不善解压力的成功者必不长久。
朱元璋是“越成功越自卑，越有能力越刻薄”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