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
崔健在草莓音乐节的舞台上，嘶哑着嗓子问台下的观众：“你们年轻吗?你们还有梦吗?”
有些70后的死忠趴在第一排，喊的热泪盈眶：“我们有梦!”
崔健真的老了，摄像头把他脸上的褶子，稀疏的头发捕捉的一览无遗，同样老去的还有他的那帮老战友们，90年代和他一起唱《红旗下的蛋》《一块红布》《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无所有》《花房姑娘》的乐队，那是几个已组家室，曾经放肆叛逆、红遍天南海北的中年男人。
有人扛了红旗，走上了舞台，舞台上旌旗飘扬，松烟把老男人们的眼神照的格外血性，大家跟随崔健的手势呐喊、冲撞……身旁的90后姑娘捅捅我：“为什么你们那么激动?为什么他们的歌曲我一首都没听过呢?”
我该怎么对她解释我们这代70、80后对一个时代的怀念和致敬呢?
我说：“你听下去吧，那是一个还用着红暖瓶，大街上唱着《九妹》，没那么多的车，小贩的吆喝也像一首摇滚诗歌的时代。”
唱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示意乐队住了声，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五角星，场内外寂静如旷野，崔健还是戴着他标志的鸭舌帽，就像那代玩摇滚的人头上都别着一顶看不见的紧箍咒。
崔健说：“你们知道吗?那时不让我们搞地下乐队，不让一群人扎堆，我们就租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偷偷地排练。人群站满了，没椅子坐，就蹲地上，站到了大街外……警察来抓人，叫我们都把手反背到头顶上，和犯人一样靠墙角蹲着，枪眼子就对着这些年轻人。”
“可是他们的眼神里有梦!那是亮闪闪的执拗的有梦的眼神。”
“就像这样……”崔健缓缓下蹲，手反绞到头顶上，“像这样蹲阴影里……”
“你们想站起来吗!”崔健的声音庄严得像审判官，从遥远的地底传来。“你们想站起来吗!”
人群沸腾了。他们学着崔健蹲在了土地上，冰凉的土地渗着隔夜的雾霜，从脚底板爬起冷意。
“像这样，站起来!”人群肃静了几分钟，大地似在下沉，树叶静止在风里，随着崔健从台上缓缓站起，音乐响起。
所有人都兴奋的蹦起来了!蹦向了天空!
一、二、三、四
听说过 没见过
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 没的做
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 向前走
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 走过去
没有根据地
想什么 做什么
是步枪和小米
道理多 总是说
是大炮轰炸机
汗也流 泪也落
心中不服气
藏一藏 躲一躲
心说别着急
噢…噢…
一、二、三、四、五、六、七
……
“如果你不蹲一次，你永远不知道这次站起来——对你这么重要。”崔健的最后一句话。
故事2
80后们都不再爱听周杰伦了，尽管80后都曾学过周佬含糊不清的唱腔，偷偷有过耍下双节棍的念头，在高中的聚会上，k过周杰伦的三两歌曲。
他们渐渐开始听陈奕迅、李志、痛仰……听国外的冷门音乐，听那些爱恨离别、死亡终极、战争人权……
我在青岛的时候，曾经喜欢过eminem、丁薇、朱哲琴、lube，我疯狂的迷恋过一阵阿杜，那是我学生时代的偶像。
“风若停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心若破了你要怎么赔，若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
后来我开始受伤，开始愤恨，我听《自杀是没有痛苦的》，ladybird里女声绝望的喊：“help me!help me!”我听死亡金属、电子乐、流浪民谣、怀念青春的、记载青春的，耳膜被击的生疼。只要能让自己变抑郁，我就可以把自己的世界与窗外的世界隔开，我需要一辆坚固的金属战车，碾压着我的情绪，我不再幻想，就不会再受伤。
只要能抓住青春的一张纸屑，我都会在夜晚伤感的泪流满面。
那是怎样的迷茫不安的年纪呢?
有一阵，我在马路上走，当时我也没上班，做着自由撰稿人，车子把我阴戾的脸扑的一脸浮土，夜晚就坐在商场门口的台阶上看一群群乌泱泱的人，面如土灰的从城市各角涌来，或像一堆击碎的芝麻似的掉下拥挤的公交车。
我到了青岛，到了成都，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地，我曾经在成都的一家酒吧里，和一群年轻人在六一儿童节这天穿着海魂衫、红领巾，吃咪咪，口红糖，手拉手的唱《娃哈哈》《黑猫警长》《让我们荡起双桨》《蓝精灵》，手臂上贴着《大力水手》、《小邋遢》《鼹鼠兄弟》的贴纸。
我真的以为，青春就这样过去了，在我们告别了校园里的梧桐树和黑板、白裙子，在许巍的《那一年》里，迷茫的夹着公文夹，在十字路口奋力狂奔，只为了追上上班的早车，像我曾写过的第一篇小说里描述的——青春像洗过脸的水，呼啦一下泼在脚底上，蒸发在空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