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篇《六国论》及赏析
苏洵《六国论》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国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弃。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草，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他，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苏轼《六国论》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苏辙《六国论》
愚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睢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齐、楚、赵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虎狼之强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安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间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李桢《六国论》
宋二苏氏论六国徒事割地赂秦，自弱、取夷灭，不知坚守纵约;齐、楚、燕、赵不知佐韩、魏以摈秦：以为必如是，而后秦患可纾。
夫后世之所以恶秦者，岂非以其暴邪?以余观之，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也。当是时，东诸侯之六国也，未有能愈于秦者也;其溺于攻伐，习于虞作，强食而弱肉者，视秦无异也。兵连祸结，曾无虚岁。向使有擅形便之利如秦者，而又得天助焉。未必不复增一秦也。惟其终不克为秦之所为，是以卒自弱，而取夷灭。当苏秦之始出也，固尝欲用秦，而教之吞天下矣。诚知其易也。使秦过用之，彼其所以为秦谋者，一忧夫张仪也。惟其不用，而转而说六国以纵亲，彼岂不逆知天纵约之不可保哉?其心特苟以弋一时之富贵，幸终吾身而约不败。其激怒张仪而入之于秦，意可见也，洹水之盟，曾未逾年，而齐、魏之师已为秦出矣。夫张仪之辨说，虽欲以散纵而就衡，顾其言曰，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所以状衰世人之情，非甚谬也。彼六国相图以攻取，相尚以诈力，非有昆弟骨肉之亲，其事又非特财用之细也。而衡人方日挟强秦之威柄，张喙而恐喝之，即贤智如燕昭者，犹且俯首听命，谢过不遑，乃欲责以长保纵亲，以相佐助，岂可得哉!
所以然者，何也?则以误于欲为秦之所为也。六国皆欲为秦之所为，而秦独为之，而遂焉者，所谓得天助云尔。嗟夫!自春秋以来，兵祸日炽;迄乎战国，而生民之荼毒，有不忍言者。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六七君者，肆于人上，日驱无辜之民，胼手胝足、暴骸中野，以终刘于虐乎?其必不尔矣!是故秦不极强，不能灭六国而帝，不帝，则其恶未极，其恶未盈，亦不能以速亡。凡此者，皆天也，亦秦与六国之自为之也。后之论者，何厚于六国，而必为之图存也哉!
曰：“若是，则六国无术以自存乎?”曰：奚为其无术也。焉独存，虽王可也。孟子尝以仁义说梁、齐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慨也夫。
三篇《六国论》比较
战国后期，山东的齐、楚、燕、赵、齐、魏六国合纵，对抗函谷关西的秦国，当时无论是内在力量还是外表声势，六国都大大超过偏于西隅的秦国，但其结局恰恰是六国纵散约败，一个个被秦国蚕食鲸吞。公元前二二一年，嬴政终于横扫六国登上始皇帝的宝座。中国历史上这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一直引起历代学者的深思，他们纷纷探究其中的原因，力图对此作出正确的解释以作史鉴。北宋 苏氏父子和元代 李桢的六国论，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三篇。由于他们立场、观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同一历史事件在他们的笔下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又都能言之成理，史论虽不全面却又都能持之有故，而且选材典型、论证周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因此，比较一下他们在确立论点、选择材料、组织论证时的不同方法，对我们论说文的教学与写作，是有帮助的。
苏洵《六国论》
苏洵的六国论认为六国败亡的原因主要是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全文就围绕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来选择材料、进行论证的。文章一开头就紧扣题目，一语破的：「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胜，弊在赂秦」。这里采用不兼容的选言判断：「非兵不利、战不胜」，目的就在于要把「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突显出来。然后，作者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赂秦之害：一是从赂者来说，「赂秦而力亏」，这是破灭之道也;另一是从不赂秦者来说，「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结果「不赂者以赂者丧」。首先，作者从敌我双方的利弊来分析「赂秦而力亏」。从秦国方面来看，他扩大领土、增强力量的渠道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受赂，从受赂中所获得的好处超过战胜而得的百倍;从赂方来看，他们想用割地赂秦的方法来苟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欲急」，等到力量消耗殆尽，再想抗秦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束手待毙，所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也」。作者又分析不赂者为什么也会破灭的原因。他把不赂秦的国家分为三类：
一是齐国，他不赂秦却附秦，「与嬴而不助五国也」，这样自挖墙角的结果，是唇亡齿寒，「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于是「五国互丧，齐亦不免也」。在手法上，他采取设疑的方法：「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这就把人们对此的疑问毫不回避地点出来，然后通过条分缕析得出使人信服的结论，以设疑起而以释疑终。二是燕国，作者首先赞扬他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指出它国虽小却后亡，这正是用兵之效。但他后来却采取行刺这种希图侥幸的方式，放弃了武备、用兵这个坚实的国策，这就必然导致祸患。三是赵国，他的败亡则是由于「用武而不终」，听信谗言，杀掉了良将李牧。接着作者再从两点加以总结：一是从现实出发，称赞「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仍义不赂秦，坚持用兵，「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这就从正面重申了「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个论点;二是从假设出发：假使韩、魏、楚三国不赂秦，齐人不附秦，燕君不用荆卿，赵国李牧仍在，那么究竟谁灭掉谁，还不一定呢!这是从反面再次重申「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从结构上看，文章至此，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也完备了，但作者为了增强说服力，又增加了一层主观感慨的抒发，认为六国如能招贤纳士，并力西向，那么秦人就会愁得连饭都吃不下，而他们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反为秦人积威之所劫，采取割地赂秦的方法，结果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作者用「呜呼」和「悲夫」这些叹词来表达他对赂秦之弊的深沉感慨，又用「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这个感叹句式作进一步的重复和强调，使「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从内容上看，这段是以上证据的重复和扩大;从效果上看，也使文章变得更加感人和富有说服力。
最后一段是从六国谈到当前北宋的对外政策，慨叹北宋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所以连六国还不如，这是对本文论点的引申，也是本文创作主旨之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弊在赂秦」，而且开篇就予以确定，以下几段则围绕赂秦的两个弊端，选择典型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最后再引申到当今统治者要引以为戒，点破本文的创作意图。
苏辙《六国论》
苏辙的六国论虽然同是探讨六国破亡之因，但得出的结论和论证的方式都不同于他的父亲。他认为六国的败亡之因在于他们不明白天下之势，不能全力保住韩、魏，失去这个屏障和缓冲地带因而导致灭亡。其论证方法也不同：他采取演绎的方法，逐层推进、步步深入。文章一开头，苏辙就摆出一个很奇怪的历史现象：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六国亦相继灭亡。作者以此引起读者的注意。苏辙的结论是：六国破灭，是由于他们虑患之疏、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至于这个天下之势是什么，为什么不知天下之势就会破亡?作者并不急于马上告诉我们，而且也没有直接作答。他首先着眼于六国与秦的军事态势，分析韩、魏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让我们知道齐、楚、燕、赵的失策之处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个天下之势。这样层层推进、步步演绎，使我们对六国破灭是由于不知天下之势这个中心论点一步步明确起来。首先，作者从韩、魏的地理位置来阐明他们在诸侯纷争中的重要位置：魏国东有淮、颍，与宋、齐为邻;南有鸿沟，与楚为邻;北有酸枣，与赵为邻;西有函谷，与秦为邻。韩国西当秦的函谷要冲，更是秦吞并六国的第一个障碍。苏辙认为，从这个军事态势来看，无论是秦还是六国要争天下，都要在韩、魏郊野发生冲突。对秦来说，韩、魏是他的心腹之疾;对山东诸国来说，韩、魏却是他们的翼蔽，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以上是从地理位置来分析天下之势。接着，作者又从历史事实、秦与六国的国策来分析齐、楚、燕、赵等不审天下之势，从而导致六国破灭，苏辙从秦、山东诸国和韩魏这三个方面逐一加以剖析：首先分析秦国，秦如不先吞并韩、魏而去贸然进攻山东诸国，就会造成「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这样一个两面夹击之势，这是「危道也」;而秦之所以敢于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也正是由于韩、魏已依附了秦国。这样一反一正，就把韩、魏在秦吞并六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明白地摆到读者的面前。在列举史实时也是如此：秦孝公用商鞅之策，先击败魏，逼魏从安邑迁都大梁，这样秦就可以凭借黄河、函谷天险，出兵进击山东诸国，从孝公到始皇都执行这个既定国策。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与这个正确的方略是有一定关系的。至于范雎说昭王收韩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韩国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在七国中最为贫弱，易于击破。更重要的是，它扼守函谷大门，秦要东攻齐、魏，北击燕、赵，都必须先吞并韩。所以范雎认为「秦之有韩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苏辙在此段引用范雎、商鞅先收韩、魏的言论，就在于说明商鞅等人明天下之势，他们采取先收韩、魏的方略是正确的，所以能吞并六国。与此相反，山东诸国却不明白韩、魏是他们的屏障，轻易地让秦人得以出入其间。作者反问一句：「此岂知天下之势耶?」最后，再分析韩、魏。他们是强秦窥觎的对象，又加上本身弱小，被吞并是在所难免的，而韩、魏一旦被吞并，秦人就可以以此为跳板去进攻山东诸国，使天下遍受其害。在这里，作者表面上为韩、魏开脱，实际上是在强调韩、魏被吞并的严重后果，这样就愈能显示出韩、魏的重要，愈能让人们感到燕赵诸国不助韩魏，不明天下之势的愚蠢和不可原谅。
文章至此，是着重分析韩、魏在军事位置上的重要，告诉人们六国破灭之因主要在于他们不明白这个天下之势。那么，怎样做才算是明白天下之势呢?作者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齐、楚、燕、赵诸国厚韩魏而摒秦。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作者仍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对秦国来说，它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诸国;对齐楚燕赵来说，它可以得以自完于其间;对韩、魏来说，有四国之佐就可以有强大后盾，放心地与秦国抗衡。总之，六国之间如能「以二国委秦，而四国阴助其急」，那么，就可以应对万变，不至于为秦所亡。这样作者就从正面阐明了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之道，实际上也就是要明天下之势。正面阐述之后，作者再从反面指出六国没有采取上述做法，而是为着尺寸之利背盟败约，自相屠灭，这正是六国的可悲之处，再次点明六国破亡的主要原因是「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所以从本文的结构上看，它是围绕上述的中心论点，采取一正一反的手法，从秦、齐楚燕赵、韩魏这三个方面逐层演绎、步步深入下去的。
李桢《六国论》
元代 李桢的六国论也是探讨六国败亡原因的专论，但他认为二苏之说都是厚六国而薄秦的偏颇之论。他认为六国和秦一样，都是暴虐无异。六国之亡，就亡在他们力量弱小而又欲为秦所为;要想免于灭亡，只有行仁义。在论证方法上，他也不同于二苏：不是开门见山摆出论点，围绕论点撰择材料进行论证，而是首先排除对六国败亡的不正确解释，然后再阐明自己的看法，直到文章结尾时，才点明论点。文章一开头，李桢先简要地摆出二苏的论点，这论点对不对，他先不加可否;本人的论点是什么，他也只字未提，而是笔锋一转去驳世人对秦的偏颇看法。作者采用设问的方法：「夫后世之所以恶秦者，非以其暴邪?」然后针锋相地指出：「以余观之，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也。」为了证明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作者从六国本性、六国谋士、秦国谋士言行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证。李桢认为六国本性与秦国无异，也是「溺于攻伐，习于虞诈，弱肉强食」，如果他们得逞，未必不是又增加一个暴秦。作者又以六国的主要谋士苏秦的言行加以证明：苏秦挂六国相印，力倡合纵，好像誓与六国共存亡，合纵之法也似乎真可抑秦，其实并非如此。作者指出：苏秦为人朝秦暮楚，唯利是图，他起初投秦，因为他知道秦必将统一天下，只是秦不用他，他才转而去倡合纵、说六国的。况且，他也并非不知道纵约之不可保，只不过靠其来沽名钓誉、谋取财富罢了。这样就会使人觉得六国合纵之不可靠，苏秦为人之不可信。最后，作者又以秦国谋士张仪的言行来证明：张仪认为父母手足之间尚要争钱财、耍手段，何况六国之间呢?再说国家兴亡又远非钱财之类小事可比，又加上秦国的威胁利诱，纵散约败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认为张仪之说虽然露骨，但却道破了衰世之人情。作者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论证无非是要得出一个结论：六国与秦无异，合纵之术违反人情，只不过是苏秦之类朝秦暮楚之士攫取名利的一种手段罢了。在论证方法上，作者的安排也是很巧妙的。他的本意是要说明六国破灭之因在于他们力量弱小却又欲为秦所为，但在上面两段中却大谈六国本性，丝毫未提及上述论点是否是离题，在顾左右而言它呢?不是的!这是采取侧面进击、迂回包抄之法。因为作者要指责包括二苏在内的后人对六国的袒护、对秦的偏颇，就必然要证实六国与秦一样都很暴虐;作者要论证六国必然破亡，当然也必须首先论证六国的所为是违背了天道人情。作者开始不提自己的论点而首先论述六国的本性，正是要排除人们对六国与秦的偏颇看法，这样才便于接受作者关于六国败亡之因的正确解释。
那么，六国败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作者终于在第三段开头加以点破：「误于欲为秦之所欲也」，六国都想称帝，只不过秦得天助得以成功罢了。那么，天意为什么要助秦呢?作者接着解释道：春秋以来，兵连祸结;迄乎战国，百姓更受其荼毒。苍天是爱民的，不愿再任其下去了，这是其一;如果让六国也称帝，那么百姓头上就有六、七个君主肆虐于其上，那是更加不能忍受的，这是其二;不让秦极强，它就不能灭六国而称帝;秦不称帝，就不能让其恶贯满盈，加速灭亡，这是其三。作者从这三方面代天立言，认为秦灭六国是天意，也是秦于六国各自行为的必然结果，因此，后人关于六国败亡的议论，是站在六国立场上的偏颇之言，这样就与第一段二苏的言论相对照，只不过未点出二苏而以「后之论者」泛言之，这样，论及的范围显得更为宽泛。最后一段，作者以设问设答的方式指出六国要想自存，只有实行仁义，这样不但可存，其至可王。可惜的是，六国之君不能施行此道，这是令人感慨不已的。最后一段虽短，确是本文主旨所在，作者无论强调天意助秦还是指责六国欲秦所为，都是从这个主旨出发的;作者否定包括二苏在内的后人偏颇之言，也是以此为之立论根据的。另外，这段虽只有四十多字，章法上却极富变化：首先它采取设问设答之法来设疑释疑，强调「其术」极为重要，但究竟是何术并未点破，这是一变;用孟子以仁义说梁、齐之君，暗示「其术」就是施行仁义，这是再变;梁、齐之君不用，终遭破亡下场，叫人感慨万端，这是三变。通过如此曲折变化，使作者在篇末点破的主旨，深深地印入读者的脑中。
以上，我们把三篇六国论的论点、论据以及主要的论证方法分别加以阐述，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为各自的论点选择论据、组织材料的。为明确计，把他们主要的不同之点列表如下：
时代背景的不同
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作者为什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这当然与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关，而这个角度又是由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和对这个时代不同认识和主张分不开的。苏洵的六国论表面上是探讨六国破亡之因，但真正的意图则在于借古讽今，告诫北宋统治者要牢记历史教训，不要走赂敌求和的历史老路。苏洵生活的时代，宋朝的边患主要是北方的辽和西北的西夏。在强敌面前，北宋统治者采用六国故技，赂敌求和，换取苟安的局面。宋真宗 景德元年(一○○四年)与辽签定澶渊之盟;仁宗 庆历二年(一○四二年)契丹派使者到宋索取晋阳和瓦桥以南十县土地，所以苏洵在「赂」字上做文章，希望改赂为战，这样才能救亡图存。
苏辙 六国论的背景虽与乃父相似，但苏辙是从如何用兵、如何加强边备这个角度来古为今用的。北宋初年，赵光胤片面接受唐末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采取「虚外实内」的军事部署，天下劲旅驻守京师和通衢要道，边境上却是羸弱之卒，而且又由皇帝遥控，节度使无任何调兵之权，因此边境之战一败再败，京都受到威胁。公元一○○四年九月，辽圣宗率大军南下直趋澶州，威胁东京，苏辙对朝廷「边备之计渐弛」向来痛心疾首，对大员们迁都以避敌的主张更不以为然，提出要加以边备，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在六国论中强调韩魏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失去屏障是六国破亡的主要原因正是他的国防主张在史论中的折射。
李桢生活的时代和他的主张都不同于二苏，因此对六国破亡原因的分析也自然与二苏不同。李桢是西夏国族子，后入质于蒙古，作为元太宗的文学近臣，并随皇子阔、大将察罕等数次南下，很受窝阔台父子的倚重，终生荣耀。公元一二二九年在随皇子阔伐金时，太宗就交代说：「凡军中事，须访桢以行」。如此的荣宠地位，使他必然站在元蒙统治者的立场上讲话。既然要为蒙古入侵辩解，首先就要打破侵略与防卫、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就要改变蒙古贵族是残暴入侵者这一形象。但是蒙古入侵者野蛮残暴，这又是抹杀不掉的事实，所以李桢在六国论中，只好竭力强调六国与秦无异，也是溺于攻伐，习于虞诈，只是天意不助，不能称帝而已。这样虽不能改变蒙古入侵者的形象，却可以让人们丢掉对金和南宋的幻想。况且，元蒙入主，这又是「天意」所在，是使百姓避免「六七君肆于人上」的唯一办法。另外，李桢之前，又有苏洵父子的六国论特别是苏洵的六国论影响很大，立论又很有说服力，不推倒此论，对元蒙入主中原很不利，但如针对二苏论点就事论事进行反驳，又很难驳倒对方，所以作者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把包括二苏在内的「后人」对六国败亡原因分析，都说成是偏颇之言，这是实现自己创作主旨的最好办法。
既然如此，李桢为什么又要把「仁义」定为本篇的主旨呢?这也与当时的背景和作者思想有关。众所周知，蒙古贵族对占领地区的掠夺是极其野蛮残酷的，他在六国论中宣扬仁义，一方面指出宋齐之君不接受孟子的仁政主张而终招灭亡，实为可叹，这是从反面为蒙古贵族提供历史借鉴;另一方面，又指出天意王秦，但秦称帝后更加暴虐，结果加速灭亡，这亦是天意，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正面讽谏，要蒙古贵族改弦更张、施行仁义。这是他写六国论的目的之所在，也是他不同意二苏论点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