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目标
一、知识教育目标：
1、掌握、积累“师、传、道、受、惑、贱、圣、愚、群、足、攻、经”12 个文言常用实词;学习“之、其”两个文言虚词;学习、复习本文其他文言虚实词;熟记受(授)、不(否)两个通假字。
2、学习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3、掌握有关“说”的文体知识。
二、能力训练目标：
学习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
三、德育教育目标：
树立尊师重教的思想，培养谦虚好学的风气。
教学设想
一、本文是针砭时弊的作品，因而教师应对写作缘由作简单介绍，可用柳宗元当时说的话来说明。同时本单元有两篇“说”文体的课文，因而就要联系初中学过的课文，归纳“说”的文体知识。
二、明确本文的教学重点：第二段用三种人进行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
三、教给学习方法。除有关字词句的学法外，把本文与《捕蛇者说》作比较，教给比较阅读方法。
四、引导学生注意文言实词的单音词和双音词、古今异义等现象。
课时安排
2 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
一、本文的教学目的;二、作者介绍、解题;三、有关词的读音、单音词和双音词、古今异义、重点文言虚实词的意义和用法;四、分段;五、意动用法。
教学过程
一、讨论本文的教学目的。
二、预习检查。
三、导入新课。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从师的风尚，但是唐朝时候，人们却以从师为耻。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界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可用投影形式将其原文介绍给学生)韩愈倡言师道，触犯流俗、勇气可贵。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著名的文章《师说》。(板书题目)
四、作者介绍.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柳宗元一起提出“文以载道”、“文道结合”的观点。著有《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其中有许多为人们所传诵的优秀散文。他的散文，题材广泛，内容深刻，形式多样，语言质朴，气势雄壮，因此后世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古文运动，实际是以复古为名的文风改革运动，他和柳宗元一起提出“文以载道”、“文道结合”的观点，主张学习先秦、两汉“言之有物”、“言贵创新”的优秀散文，坚决摒弃只讲形式不重内容华而不实的文风。本文第四段他赞扬李蟠“好古文”，就是指爱好他们倡导的那种古文。韩愈用他杰出的散文影响文坛，还热情地鼓励和指导后进写作古文。经过他和柳宗元等人努力，终于把文体从六朝以来浮艳的的骈文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唐宋实用散文的基础。
韩愈著有《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其中有许多为人们所传诵的优秀散文。他的散文，题材广泛，内容深刻，形式多样，语言质朴，气势雄壮，因此后世尊他为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之首。
《师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是他三十五岁时在长安任国子博士时写的。柳宗元很推崇这篇文章，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端正容貌)而为师，世界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由此可见，《师说》是针对时弊而写，作者在文中阐述了老师的作用和标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从师应持的态度，提倡能者为师，不耻下问，教学相长。这些精辟的见解突破了孔子学说的框框，具有进步意义。
五、解题.
“说”是一种议论文的文体，可以先叙后议，也可夹叙夹议。“说”与“论”相比，随便些。像《捕蛇者说》、《马说》都属“说”一类文体。“说”，古义为陈述和解说，因而对这类文体，都可按“解说……的道理”来理解。《师说》意思是解说关于“从师”的道理。当时社会风气不重视从师之道，认为从师学习是可耻之事。韩愈写这篇文章赠给他的学生李蟋，其目的就是抨击时弊，宣扬从师的道理。
六、指导自读课文。
要求学生借助提示、注释、工具书，读准字音，理解重点词的意义和用法，读懂课文。学生自学、质疑，老师点拨指正。
1.读准下列一字多音或形近字的读音：
句读dòu——读书dú 或不焉fǒu——不能bù
经传zhuàn——传道chuán 聃dān——冉rǎn
2.找出课文中合成的双音词：
学者 句读 百工 六艺
3.指出下列加点词的古今义
古之学者 古：求学的人 今：有专门学问的人
句读之不知 古：句子停顿的地方 今：看字发出声音
小学而大遗 古：小的方面学习 今：小学校
4.讨论重点文言词的意义和用法
(1)师
课文中出现 26 次，它的含义和用法如下：
①作名词，有三种情况
A.作“老师”讲 古之学者必有师
B.作“专门技艺人”讲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C.作“姓”讲 孔子师郯子……师襄
②作动词，有三种情况
A.作“学习、效法”讲
吾师道也(“师道”，动宾关系)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B.作“从师”讲
或师焉，或不焉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偏正关系)
C.作“以……为师”讲意动用法(下面专讲)
(2)之
课文中出现 25 次，它的用法如下：
①作代词，有两种情况
A.指代人或事物 择师而教之
B.连接定语和中心词，表示统一关系，相当于“这类”、“这些”
郯子之徒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②作助词，有四种情况
A.放在定语与中心词之间 古之学者
B.放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C.表示宾语前置 句读之不知
D.在动词、形容词或表示时间的词后，凑足音节，无意义
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③以前学过的课文中还有三种情况
A.作代词，指代自己 君将哀而生之乎
B.作助词表示定语后置 蚓无爪牙之利
C.作动词，“到”、“往” 吾欲之南海
(3)其
课文中出现 17 次，用法如下：
①作代词，有三种情况
A.在主谓短语中作主语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他)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那些)
B.复指，作主语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他们)
C.作定语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他们的)
②作语气副词，有两种情况
A.表猜测 圣人之所以为圣……其皆出于此乎(大概)
B.表感叹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钦(多么)
七、学习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意动用法是指名词或形容词活用作动词。以形容词最常见，其次是名词，还有少数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意动用法翻译成现代汉语，基本格式是：
名、形(动)+ 宾= 以+ 宾+ 为+ 名、形(动)，例如：
吾从而师之 名词 以……为师
渔人甚异之 形容词 以……为奇异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形容词 以相师为耻
八、布置作业。
1.结合注释理解词句，读懂课文。
2.书面作业：“练习”二——四题。
3.预习思考题：
(1)本文是怎样论述中心论点的?
(2)在第二段中作者怎样运用正反对比论证方法?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继续研习课文。
1、讨论分析、理解课文
①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讨论后明确：“古之学者必有师”，这句开门见山，不仅起到点题作用，而且笼罩全文，概括了要论及的内容、范围。
②分析第一段：作者怎样从理论上对中心论点作初步论证的?
讨论后明确：第一层：提出中心论点;第二层：正面概论教师的职能;第三层：反面论述无师不能解惑，从理论上阐明从师的必要性;第四层：正面提出择师标准;第五层：归纳上文，提出从师的原则：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③分析第二段
A.说说这一段与第一段是怎样联系的?
讨论后明确：批判当时士大夫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通过针砭时弊，从反面论证第一段所提出的中心论点。
B.这一段的分论点是什么?
讨论后明确：第一句：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C.为了论证分论点，为了抨击“耻学于师”的人，作者从哪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论证?
讨论后明确：
a.纵比
古之圣人：从师而问
今之众人：耻学于师
作者的议论：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
b.自比
对其子：择师而教
对其身：耻学于师
作者的议论：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c.横比
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士大夫：群聚而笑之
作者的观点：师道这不复，可知矣。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④分析第三段
A.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行，阐述了什么观点?作出了什么论断?
讨论后明确：用孔子的言和行两方面的事例论证“圣人无常师”的论点，最后作教师备注者从孔子的事例中推断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结论。
B.本段的分论点?所用的论证方法?
讨论后明确：圣人无常师。举例论证。
⑤分析第四段
提问：a.作者为什么称赞李蟠? b.这段文字的作用是什么?
讨论后明确：a.作者赞扬李蟠，既是对他不从流俗的肯定，也是对士大夫们“不从师”的有力批判;既针砭时弊，又通过赞扬李蟠倡导从师。
b.说明写作本文的原因。
2.欣赏品味
问题：本文语言上有什么特点?
讨论后明确：
(1)整句散句结合：整齐的排偶句和灵活的散句交错运用，配合自然，错落有致。
(2)一个意思，多种句式。第二段结语一句比一句重。
(3)顶真修辞手法的运用。如：“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二、课堂训练。
背诵全文
三、布置作业。
写一篇《师说》读后感，题目自拟，字数不限。
附：板书设计
师 说
韩愈
为师的作用：传道 受业 解惑
古圣人从师而问
古 今众人耻学于师
之 不从师 师道不传 爱其子择师教之
学 从师的必要： 于其身则耻师焉 师道之不
者 惑终不解 欲人无惑难 复可知 不拘于时
必 技艺人不耻相师
有 士大夫曰师而笑 能行古道
师 行：孔子师郯 弟子不必
择师的标准：道之所存 圣人无常师 子之徒 不如师
师之所存 言：三人行必 师不必贤
有我师 于弟子
●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现在河南孟县)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故又称“韩吏部”。死后谥“文”，故又称“韩文公”。少小孤苦，由兄嫂抚养长大。二十岁入长安，三次考进士不中。贞元八年(792)第四次参加考试，登进士第。曾入汴州(治所在现在的河南开封)、徐州等地的幕府任闲职，贞元十八年(802)到长安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从此正式步入仕途。贞元十九年，改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饥荒，得罪权贵，被贬为阳山(现在广东连阳)县令。元和元年(806)，新皇帝(唐宪宗)继位，他被召回长安，任国子监博士。元和十二年，随裴度征讨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唐宪宗派人迎佛骨入宫，韩愈上书力谏，被贬为潮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穆宗继位，召韩愈回长安为国子监祭酒，此后政治地位逐步上升，官至吏部侍郎。
(选自《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二、古文运动
我国古典散文发展到唐代，出现了一次巨大变革。从陈子昂开始，经元结、韩愈、柳宗元直到杜牧、罗隐等许多人的努力，在前后二百多年间，改变了自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骈体文对文坛的统治，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解放，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发展。这次文学变革，适应着时代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总结了自先秦以来我国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改革文体和革新散文创作的理论主张，并成功地进行了创作实践。加之参加这次革新的作家们以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自觉为推行新文体、创作新散文而不懈努力，并广为宣传，诱掖后进，在文坛上形成一股变革的潮流。由于这次变革有理论指导，有成功的实践，又有群众基础和巨大的影响，俨然成为一个“运动”;而提倡新文体的韩愈等人，又与当时流行的骈体“俗下文字”相对立，称所倡导的文体为“古文”，因而，近代研究者把这次变革叫做“古文运动”。
(同上)
三、韩愈的文学主张
1.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
2.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
3.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
4.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
5.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
6.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四、补充注释
1.古之学者必有师
《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代治经学必有师承，各以家法教授。如孔安国治古文《尚书》传都尉朝，都尉朝传庸生，庸生传胡常，胡常传徐敖;田何治《易经》传丁宽，丁宽传田王孙，田王孙传施雠、孟喜、梁丘贺。学生必须严守老师的解说，不能随意更改，也不能立异端杂说。如治《易经》的孟喜得到一本《易》家有关阴阳灾变的书，谎称是他的老师田王孙死时枕在他的膝上独自传给他的，他的同学梁丘贺揭露说，他们的老师田王孙死在施雠处，那时孟喜已经回老家了，不可能从老师手中得到这部书。皇帝听说孟喜改变师法，就不任用他当经学博士。
2.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圣人无常师”是《左传•昭公十七年》杜预注中的原话，意思出自《论语•子张》子贡称赞孔子的一句话：“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鲁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子到鲁国访问，鲁国的大夫孙昭子问他少昊以鸟名为官名的事。郯子是传说的古代东夷族首领少昊的后代，东夷族以鸟为图腾，他就讲起了自己民族以鸟名为官名的由来。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孔子的话意思是说，由于周天子的统治的衰微，原来官方控制的学术已下移四散，保存在边远地区。
孔子师苌弘的事，见载于《孔子家语•观周》。孔子对他的学生南宫括(又名南容，字子容)说：“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南宫括就和鲁昭公说此事，鲁昭公赐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一个御者，由南宫括陪同，“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
孔子师师襄的事，见载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师老子的事，又见载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五、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原因)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六、《师说》鉴赏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三十五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作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作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一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二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第三段)，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第四段)，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五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像，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做，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4)，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连阳)，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七、韩愈抗颜而为师
《师说》有一句话：“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就是说，韩愈在《师说》里讲的所谓“师”，不是指在学校里教课的老师，而是指给“士大夫之族”，即社会上学业有成就的士人或学者做老师，或给做官的当老师。
韩愈生活在佛教极盛的时代。唐太宗就很佞佛，从他以下都在极力地扶持佛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帝佞佛的结果，首先是大大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在王公士庶中间，增加了对于佛的迷信。其次，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它主张“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这和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思想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因而，迷信佛教的人愈多，耻笑谈论所谓“圣人’之化的也就必然愈多。于是这就成了一种风气。整个唐朝时候，反对给学业上有成就的士人、学者、当官的做老师，认为有人敢于做这样的老师，便是狂人。
在那样的情况下，只有少数人敢于不管这种风气，韩愈是其中的一个。
他不管这种风气，不怕人家的耻笑，不顾世人的笑骂，敢于做这样的老师，毅然以青年人的老师自命，担负起教导他们的责任。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尽管自己不愿担任老师的名义，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却赞扬了韩愈的做法：“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韩愈为了反对当时的那种风气，批驳世人的那种耻笑，写了《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