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排队要靠意识而非立牌
自觉排队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属于常识范畴。从儿童到老年人，还有谁不知道呢?
北京将“自觉排队”这条基本行为准则，制作成标志牌设立在公交车站，我认为是多此一举。它也许可以给那些一贯不遵守公德的少数人一个警告，但更多的是会给社会带来另外的消极影响。
人们会问，需要排队的公交车站都设有标志牌，那么，没有设置标志牌的公交车站是不是就不需要排队呢?车站需要排队是设置了标志牌的，那么，商店、影院和医院等地方没有设置标志牌，是不是都不需要自觉排队了呢?
如果常识都需要设置标志牌，那么，应该设立标志牌的地方就太多了。首都文明办的用意肯定是好的，但是，在“立牌”的同时我们还得考虑到问题的另一面。设立自觉排队标志牌，看似合情，而实际上却违反了常识和常理。此举不但浪费金钱和资源，而且造成用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的后果，更容易给那些本身缺乏自觉排队意识的人在“无牌之地”不遵守秩序提供借口。
国人很多时候不愿意自觉排队，自身素质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也要看到客观原因造成的无奈。精神文明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的。与北京不同的是，在很多中小城市，人们上公交车都是自觉排队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些中小城市车辆多，不用等太久就有车来，根本不需要“插队”抢上。如果车辆不足，即使设立了“自觉排队”标志牌，人们也很难长久坚守秩序。更何况，文明的意识要从心底里认同，才有付诸行动的可能。一个小小的标志牌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恐怕还得画上个问号。
道一声“谢”，难吗?
黄舸7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2003年，15岁的黄舸不顾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和父亲踏上了“感恩之旅”，开始在全国寻访素未谋面的恩人。没有钱，父亲就用一辆三轮摩托车载着黄舸。如今，父子俩已经走过了82个城市，行程1.3万多公里，向30位当年给他们寄过钱的恩人当面道了谢。
道声“谢”，难不难?
近日，广受媒体关注的湖南少年黄舸，给出一种答案：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选择了万里奔波，只为向帮助过他的人说声“谢谢”。
而反观社会上的另一些人，却遗憾地给出了另一种答案：30年来，重庆一对老夫妇靠捡垃圾收养了49个弃婴，但这些孩子被抱养后，却没有一个回来看过老人;“感动中国”人物丛飞，临终时，受他资助的100多位学生家长不但未来探望，有的竟还责问：“不是说好要供到大学毕业吗?这不是坑人吗!”……
“饮水思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中华民族素有感恩的传统美德。黄舸的一句“谢谢”不知感动了多少人。可为什么有些人，道一声谢，却这么难呢?
这与当下社会文化中的一些缺失不无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滋生了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在一些人心中，社会关系被畸形压缩为单纯的物质交换关系，只要支付过费用，就认为已两清，只注重物质交换，不注重情感交流。我来宾馆饭店消费，你替我开门，我干吗要谢?你扫大街是拿钱的，我干吗要感谢?农民工替我干活我给你钱，干吗要感谢?感恩、感谢被逐渐剥离，一些人逐渐习惯于冷漠，习惯于背离感动，习惯于把别人的给予当成理所当然。
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也过于侧重功能性，传统美德教育相对弱化，感恩意识便在漠视中逐渐“断裂”。这样一来，出现把父母的爱看作天经地义，对别人的关心无动于衷的“冷漠群体”，也就在所难免。
还有一些人对感恩存在着错误理解，认为施恩是一种赐予，感恩是感谢恩惠，这会使双方出现人格上的不平等。比如一些企业举行各种仪式，进行“示众型援助”，就很可能非但无法唤起受助者的感激之情，反而扼杀其感恩之心。
感恩是一种道德良性互动的润滑剂。学会感恩，不独是对善行的回馈，更是对善意的肯定和传递;拒绝感恩，会让人们逐渐对善举失去反应，对善良变得麻木，最终对友爱互助失去信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构感恩意识不仅是一个文化命题、社会命题，更是一个时代命题，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
重构感恩，有待国民在观念上从淡漠转为重视。感恩可以使人的内心更加和谐，多一份满足，少一份抱怨;多一份奉献，少一份索求。感恩可以使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发自肺腑的一句“谢谢”，可能促陌生人成为朋友，让钢筋丛林充满温情。感恩有助社会更加和谐，城市更好地反哺农村，先富者回报社会，企业担当更多责任，市民爱岗敬业遵纪守法，珍爱休戚与共的大自然……
重构感恩，呼唤教育的改进、社会舆论的推动。所谓发展有灵魂的教育，就是要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包括知恩、感恩等品行德性得以弘扬。
重构感恩，还需要社会多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