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说：民俗文化如何走进现代“春天里”
过了正月十五,年就算过完了。在兔年的这个春节里，鞭炮禁放与否、节日综合征等话题，依然被广泛热议。一方面，人们对春节的种种“陋习”批判不止，另一方面，却又为“年味儿”的消散喟叹不已——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时代的症候?类似春节这样的传统民俗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新生，它的生长点又在哪里?
《人民日报》广东读者 谢勇：寻找“年味儿”要学会品味幸福
这个春节里面，关于节日本身讨论热闹的公共话题，要数由鞭炮引发的争论了。再仔细看看，除了鞭炮，关于春节，被人诟病的东西还真不少，比如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等，在有些人眼中，春节已经让人“爱不起”，甚至已成“病节”。不过在我看来，让中国人过年不放鞭炮，吃点喝点，是个挺“复杂”的问题。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过年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回家团圆。因此，才有了“春节过年回家是中国的朝圣之旅”的说法。然而，面对春运的艰难，在付出种种代价，历尽艰难回到家中之后，面对的却是同质化严重的过年方式，许多人过年，除了看电视打麻将吃喝一番外加人情往来，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些什么。所以在今天，关于春节，有一点可能已经成为共识，那就是，“年味儿已经越来越淡了”。甚至淡到已经有人呼吁春节需要去“申遗”了。
实际上，年味变淡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这几十年里，“过年”一步步仅仅成为“饺子+春晚+吃喝放鞭炮”的代名词，年的味道里面，那份民族曾经与生俱来的优雅从容、天人感应的气质渐渐消散，传统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亲近之情也在变淡去，而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却没能够建立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节日的“陋习”，还是“年味儿”的变淡，一方面要对传统节日进行现代性反思，同时也要看到，许多节日性焦虑，其实是当下人们某种深层次状态的集中显现：与对幸福的追求同样重要的，是明白什么是真正幸福的生活。
《人民日报》陕西读者 曹旭刚 ：丰富传统节日不妨借鉴“洋节”
原本，过年这一习俗，是生发并成长于农耕文明之中的。在那时候，吃好的、穿新衣固然让人期盼，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人们通过相互拜年、祭祀、舞龙耍狮等一系列活动拉近了人心。大家相互拱手作揖，在一声声过年好、恭喜发财声中，美好祝愿与人情温暖跃然而出。因而，那时候年味儿浓烈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现在，则不一样了。比如，好多年前的时候，一入腊月，人们就开始掰着指头开始盘算着过年的到来，哪天该蒸馍哪天该上坟都有着一套严格的程式，往往，人们很早就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来过这个年。然而，在现代的生活中，要不很少有人坚持类似民俗，要不遭遇到了新的尴尬。
比如，这些年来，关于春节燃放鞭炮禁与否的问题一直在持续。在主禁者眼里，烟花爆竹已经成了都市节日的一大祸害，不但容易出现火灾等问题，还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而在主放者的眼中，燃放烟花爆竹是春节的最大民俗，烟花爆竹已经放了上千年，凭什么说禁就禁?一方从都市化的角度考量，另一方从传统与习俗出发，看起来似乎都有道理。
而争议的背后，与其说关于烟花爆竹的矛盾是两类人的矛盾，还不如说是传统节日与现代生活的某种龃龉。当然，类似放鞭炮之类的年俗之所以依旧“坚韧”，也恰恰说明：无论在什么时代，人们对于寄托在节日中的精神需求还是需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些年来，情人节、复活节、圣诞节在都市之中市场日益扩大。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寻找使年味变浓的因子，思考传统民俗现代化的出路。
《人民日报》河南读者 雷泓霈：纾解“节日病”呼唤精神化过年
过年纠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精神性不够，物质性太强。年货很充足，过节时多是喝酒、送礼、应酬等，人们谈论最多的不是友情，而是职位、收入、礼品。于是就产生了“恐聚族”、“恐归族”。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过分注重物质堆砌和攀比，开发、刺激的多是左半球，右半球开发有限，幸福感就会降低。人人都向往精神化、高雅化的年文化，可一旦和现实生活接轨，本真的攀比心理、庸俗心态就容易得到激活。而让情趣化的节日沦为了相互攀比的舞台，友情和情趣淡化很多，成了精神匮乏、急功近利的“节奴”。
如果我们都能将高雅文化、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引入过年，将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态平和、心情愉快等放在过年的第一位。少谈一点收入，多谈一些真情;少谈一些地位，多谈一些善美;少谈一些索取，多谈一些感恩;少谈一些利己，多谈一些无私;少谈一些功利，多谈一些快乐，走出物质化过年的束缚，过年不幸福的现状就能得到改善，得到更多的精神幸福和过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