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国庆节的相关内容：中国佛教在劝善教化、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在与固有的儒、道思想相互吸收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看，佛教虽然在哲学思想上曾对儒家、道教提出过批评，儒家、道教在政治生活和伦理道德方面对佛教也进行过攻击，但总体上是三者互相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佛教积极吸纳了儒家和道教的东西，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并且以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哲学思想体系，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佛教史上，许多僧人常常把佛教的修行与王道教化、修身治国联系起来。东晋时期的道安法师，在面对连年战争的时候告诫弟子：“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他充分认识到佛教的存在与当政者的支持分不开的，指出佛教与国家是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他的弟子慧远更提出佛法有“助王化于治道”的作用，一方面明确表示占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必须遵守王法和世间的礼法，另一方面出家僧尼虽然可以不礼拜王者，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对民众从事教化，起到社会安定的积极作用。
南北朝宋代的何尚之撰《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回答宋文帝关于因果报应的问题，以佛家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说：“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这是修持五戒、实行十善对于敦厚民风的积极作用。又认为：“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错，雅颂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至太平者也。”这是说止恶对维护社会安定的功效。(《弘明集》卷十一)任道林在北周武帝欲实施废佛之际，上奏武帝，论佛教在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作用：“若家家行此，则民无不治;国国修之，则兵戈无用。”(《广弘明集》卷十)总之，何尚之、任道林等人的说法，对于佛教通过宣传五戒、十善，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隋唐时期，佛教的影响已经遍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了儒、道、佛并重兼容的文化格局。唐代道宣《广弘明集》收载大量佛教僧人和居士撰写的调和儒佛，阐发了佛教可以辅助国家进行道德教化，以利于社会秩序保持安定。唐代李节《送沙门疏言序》中说：“释氏之教，以清净恬虚为禅定，以忍谦退让为忍辱……世降俗偷，不以释氏以化其心，则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阡陌之人，将纷然群起矣。”就是说佛教清净无为的禅修，忍辱谦让的说教，有助于社会人心向善。如果离开了佛教的教化作用，胆子大的人将起而作乱，聪明的人就会玩弄阴谋，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这一说法虽然对佛教的作用有所夸大，但确实也看到了佛教在维护社会安定所起的作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早年喜好道教，后归依佛教，虔诚奉佛，以“香山居士”自许。尤服膺慧能一系的南宗禅，多与禅者相往来。他曾论及佛教的功能为，说儒释二学“臻其极则同归”，佛教心学“诱掖人心，辅助王化”。(《策林?议释教僧尼》)白居易的对佛教社会功能的这一概括，颇具有代表性，反映了佛教在安定民心、辅助王化方面的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宋明时期，儒家也大量吸纳佛教的哲学及心性论思想，形成宋明理学，使中国哲学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此文化背景下，佛教也积极迎合理学思想，发挥佛教的心性理论。与此同时，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同中国的文化、民俗紧密结合，深深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参与社会生活，劝善教化，维护社会安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统治者要想治国、平天下，也不能不慎重对待佛教。宋真宗在其《崇释论》中说：“奉乃十力，辅兹五常，上法之以爱民，下遵之而迁善。……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孟荀，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盗则廉矣，不惑则信矣，不妄则正矣，不醉则庄矣。”(《佛祖统纪》卷四十四)看到了佛教的五戒在促进民众弃恶向善、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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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佛教在维护社会安定秩序方面的作用，中国佛教高僧也积极主动地配合统治者去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宋代禅宗云门宗高僧契嵩曾向上书仁宗皇帝，论证儒教排佛之误，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他又认为佛法在正人心，致教化方面可以作出重要贡献：“若今佛法也，上则密资天子之道德，次则与天下助教化，其次则省刑狱，又其次则与天下致福却祸。”契嵩甚至认为，如果能得到佛法之大道，就可如东汉牟子所说“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则充乎天地”。(《镡津文集》卷八)就是说佛教即有助于提高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更能以佛教的戒律等辅助国家教化民众，安定人心。契嵩把佛教作为修身、治国的根本依据，这是处于对佛教的偏爱，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他对佛教功能的论述，从中国历史看，佛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宋代宰相张商英因读《维摩经》而倾心佛法，他在《护法论》)中与韩愈、欧阳修的排佛观点进行了论战，认为佛教无论在贯彻五戒、十善的戒条伦理方面，还是在宣传善恶报应等教义方面，都可以辅助国家用纲常名教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安定秩序。他说，佛教僧尼从事修行和教化，可以起到“小则迁善远非，大则悟心证圣，上助无为之化，密资难报之恩”，实现“极治之世”。元朝居士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中也努力调和儒释道三教，认为儒教端正纲常，示明人伦，道教崇尚清虚无为，佛教则舍伪归真、自利利他，各有其价值和任务，缺一不可。特别强调，佛教与儒教并不相违背，皆教人舍恶趋善，可以有助于世教，使天下坐致太平。
中国佛教在发挥五戒十善净化社会人心的道德教化功能，大乘菩萨六度四摄的慈悲济世的社会功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五戒是佛教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戒律，具体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是五戒的扩展，具体体现在身、口、意三业中。身业有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业有四：不妄语、不两舌(不挑拨离间)、不恶口(不说粗言秽语)、不绮语(不花言巧语)。意业有三：不贪欲、不瞋恚(不起愤恨之心)、不邪见(不违背佛教见解)。就十善的基本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提倡普遍的社会公德。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扎根于中华大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拥有众多的信众，所以中国佛教中的伦理原则，如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等，对社会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作用。由于中国佛教历代高僧和在家居士大德的努力，佛教在辅助国家及儒家的道德教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秩序。从整体上说，佛教与儒家、道教能够长期和平共处，虽有争论，又能互相吸收，互相补充，从而共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各自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