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训黑板报的办报素材：古代军训
学生军训貌似是很现代的事儿，说起来你恐怕不相信，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历史了，至少在西周时期，学校学生就要参加军训。
西周时期，政府设国学和乡学。国学分大学和小学两级，乡学称庠、序、校、塾等。《礼记•王制》记载，“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那个时代时代，主张“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祭祀关乎统治秩序，战争关乎国家存亡，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学校教育讲授的知识和技能，就得紧紧围绕祀与戎这两件大事来选定内容，其中“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必修的。如果说“礼”、“乐”、“书”、“数”是必修的文化课，关科祀，那么“射”和“御”就是必修的军训课，关乎戎。
“射”就是射箭，这是古人的重要生存手段，狩猎、打仗都少不了，射箭具有中远距离杀伤力，是诸侯纷争中不可或缺的武器，所以非常受重视习射，并形成隆重的“射礼”，天子通过射箭来选用诸侯、卿大夫、士等。《礼记•射义》载：“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义》还载：“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土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责备)，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奖赏)，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意思是说，射箭考核优者可以参加祭祀，受到晋爵、增加封地的奖赏;劣者不能参加祭祀，还要受到责备和削减封地的处罚。著名的《静簋》铭文中有两段记述了某年周天子到学宫去亲自监督国学子弟训练射术的情况。《射义》还说，“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可见孔子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懂军事，射箭、驾车样样来得。
而在甲骨文中，“侯”的字形上面是一块布，下面是矢(箭头)，其本意是箭靶，“射侯”就是射中箭靶则得为诸侯，射不中箭靶则不得为诸侯。因此，在那个时代，男孩出生，会以 “射猴” 、“射雀”来表示祝愿，“雀”喻“爵”，“猴”喻“侯”，希望他将来封侯封爵，是非常美好的祝愿。西周时候，男孩长到了十三四岁，就要“学射、御”，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周礼•夏官司马》载：诸子“掌其戒令与其教治……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可见，那个时候教授和考核射艺已经相当规范。
军训黑板报
习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其实不然，射箭有五项射技术，即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每项技术要求都很高。白矢，要求射出的箭能够穿透箭靶，在靶的背后见到箭镞，对力量要求很高。参连，就是发连珠箭。剡注，要求离弦之箭标水平飞行，速度快，冲力大，易中目标。襄尺，要求射箭时姿态正确，保证射中目标。井仪，要求四箭连射，射中靶时，箭头分布呈井字，形成极大的杀伤力。
如果是射箭比赛，还要考查射手的修养，比如懂不懂礼让，守不守规则，尊不尊重对手等等。射箭作为一件带有浓厚礼仪色彩的事情，深入到生活之中。《论语•八佾》中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有，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的记载。其意思是：君子之间没有什么好争的，如果非要争，那就比试射箭，比赛双方先相互作揖，然后登堂比赛，比完赛喝上一场酒，就是君子之争。
“御”就是驾驶兵车，战车是古代重要的作战工具，在战争年代，一个人驾战技术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御”自然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一个学生连驾车都不会，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学生。
御车也有五项技术，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鸣和鸾，要求车辆起步平稳。逐水曲，要求车辆过河或在溪流中行走时，既快又稳，避免翻车。过君表，要求在驾车途中避开障碍物，迅速安全通过。舞交衢，要求遇到车多拥挤时，能够像舞蹈动作一样，从车流中轻快地穿插而过。逐禽左，在驾车出猎时，要求驾车人善于运用车辆协助围猎或阻挡猎物，利于射获。学校军训时，要通过各种模拟，来帮助学生学习这些驾车技术。
如果要深究起来，六艺中的“礼”、“乐”，也是军训内容，因为“礼”里面包含有军礼，即军政、军令之制度，“乐”里包含军乐、武舞的内容。就像现在军训除了训练稍息、立正、报数、原地踏步、齐步走外，还会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防知识教育一样。
到了诸侯纷争的战国，“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各国更加重视军事人才教育和训练，军训成为官办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就连孔子的“民办学校”(私学)也很重视军训。孔子说，“射御足力则贤”，把军事技能优劣，视为一个人贤能与否的标志，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子曾在矍相的园圃亲自教弟子学习射箭的事，他在教弟子习射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对民众进行礼的教育，可见，孔式教育理念是讲究文武兼修的。
不过，秦汉时期学校军训就不那么受重视了，这与秦汉时的国家政策有很的关系。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收天下之兵器，铸成金人，禁止民间习武，“以弱黔首之民”。同时，取缔民间办学，要读书只能入官学，而官学内容以明法令通吏制为主，军训较之战国大为减弱。
汉代统治思想也是从“马上得天下”向“不可马上治天下”转变，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儒术”后，“表彰六艺”，这个新六艺不同于旧六艺，略去了旧六艺中的“射、御”等军事训练内容，强调经学为主。王莽时期，刘昆仿旧制，在每年春秋之际带领弟子习武骑射，王莽就怀疑他有异心，将刘昆及其家属关起来，也就是说，当时连民办学校都不能从容搞军训了。
据陈建新先生在《中国古代学校军训史略》一文中考证，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学校军训废除，但我认为唐朝是一个重视学校军训的朝代，因为“唐人尚武”。武夫强先生说：“(唐朝)少数游牧民族新鲜血液的注入，为华夏农耕文明带来了强劲的刚健之风，而唐朝前期府兵制的盛行，武举制的开创，则进一步孕育了唐帝国全民尚武的国风，玄宗时期募兵制的实行，边地幕府潘镇的大量设置，以及唐王朝积极的拓边政策和对外战争无不助长了尚武风气的流行。……纵然至唐中后期，文人士子们更热衷于科举仕进，但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局面，仍使得社会上弥漫着浓厚的尚武风气，终唐一代，尚武任侠之风盛行。”比如唐人喜欢打马球，玩蹴鞠，这其实是军训练兵的项目，到宋朝才成为单纯的娱乐活动。
宋代风俗与唐代大不同，一则宋太祖认为，武将握兵权而强，君主失军权而弱，为保赵氏江山稳固长久，必须铲除藩镇割据势力，坚持崇文抑武的国策，武将地位被士子全面超越。二则宋代程朱理学主张“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憎恶尚武之风，把习武与赌博等同，视之为无益之事，禁止学生参加。学校以科考为指挥棒，一切以中举为导向，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军训自然废止，尚武之风顿时偃息。明清之际的教育家颜元对此曾深恶痛绝地说：“朱子重文轻武，……，其遗风至今日，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
明、清两朝开国皇帝都以武功得天下，自然重视学校军事教育，朱元璋力图在学校恢复孔子的“六艺”。他在洪武三年(1370年)批示，要求国子学和县学学生都要习射，命国子监辟射圃赐诸生弓矢，并在科举考试中加试“射”、“骑”科目，有了考试的引导和政府对器械的投入，促进了学校军训的发展。
清承明制，学校开设骑射课，文科考试先试骑射，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不能参加文科考试，风气所及，学校军训热情大为高涨，一些学校除了开设射骑射课，还开设武术、举重等必修课，致力于培养文武双全之才。但是，武功之事根本不敌科举八股，军训徒具形式。到了清末，清政府被列强连连羞辱，遂又兴起一波尚武的小高潮。1902年，蒋百里发表《军国民教育》一文，明确提出军国民教育的实施应通过学校教育，训练学生行军、射靶、击剑、野外演习等能力。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教育要旨》，把尚武教育正式列入教育宗旨，正式颁布学校军训的的办法。
综观历代学校军训，取舍完全看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依据国之大事而定，用现在的话来说，“领导重视是前提”。如果要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军训内容真材实料，致力于经世致用，不失是个好办法。但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形式，或是利用严苛的管理，整齐划一的动作训练，以培养学生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并无有用的内容，那就偏离了军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