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近日，我观看了《鉴史问廉》大型文化纪录片。使我深受教育，深受启发。该片纵览中华五千年朝代的演进，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视野，以“廉”为核心，以“清、勤、慎”为主题，从历史的兴衰之道中探寻文化的力量，探寻廉政建设与社会及文明兴衰的关系，可谓是盛世鸣警钟、时代举镜鉴呀。
什么是清，什么是浊，在清与浊、正与邪之间到底该作出什么样的抉择?
清和浊常常形容忠与奸、正与邪、廉与贪以及君子与小人。邪不压正，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中，腐败从来都是被唾弃和否定的对象。
国家的兴衰、吏治的清廉与否，不仅仅决定于高居庙堂之上的君王和各级官吏，而是需要全体国人共同的努力。
要想做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干部清正”守住自己的节操。同时加强制度建设，真正“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样才能达到政治清明、国家安宁、和谐向上的治国目的。
看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做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内容是平凡的、普通的，它只是职能部门的沧海一粟，我们没有惊人的事迹，没有辉煌的成就。但是十分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是形容基层工作，我们既是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又是直接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基层工作做得好不好，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每天我们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需要我们为群众办事公正、公平，以铜为镜，可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篇二
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也提到：“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治国如此，反腐倡廉同样如此。
纵观纪录片，不难发现，历史上凡是国力比较强盛的时期，大都有一位比较开明的君主，有一帮可倚重的忠臣。如贞观之治，有了从善如流的李世民，才成全了魏征、狄仁杰的直谏美名。李世民让魏征成为了一代谏官，魏征让李世民变成了一个敢听实话的君主，很难说他们彼此多欣赏，感情多真挚，但是正是因为李世民的清明，才有了魏征的直言敢谏，才让大唐的政治变得明朗。因此有个廉明的君主，人人才敢讲真话，人人才能参与反腐，那么我们就拥有了无数个魏征，当反腐成为全民的反腐时，廉政必然就会成为整个政府体系的廉政，想要达到政治清明也就不难了。又如康乾盛世，正因为有了“千古一帝”爱新觉罗.玄烨，才使“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成为各级官吏竟相效仿的榜样。康熙二十年，其任直隶巡抚时，康熙称誉其“居官清正，实为天下廉吏第一”。 康熙皇帝确因于成龙终其一生在各地任职时，都能保持“志行修洁”、“固守清俭”的高风亮节。同时，又能关心黎民，“为政宽惠”，铁面无私，雷厉风行的“惩贪除霸”。所以一再肯定于成龙是“清官第一”、“廉吏第一”，树立了一种正面形象，使百官效法。
同样，一个朝代的没落，也必发端于君昏臣佞、从上而下的吏治腐败。试想，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大环境下，政何以施、国何以治呀。南宋宋徽宗，后人的感叹“亡宋谁知是石头”。对昏君佞臣，屈原选择了投江等等。无有昏君，何来佞臣，不亡国才是咄咄怪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政者廉洁自守，自然“上之所为，下之所瞻”，吏治清明，国泰民安;反之，为政者昏聩无道，必然出现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局面。
今天我们反腐倡廉，更加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学习廉政知识、遵守廉政纪律、执行廉政规定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象焦裕禄、郑培民、任长霞一样忠贞爱民，一心向党，只有这样，才能凝聚民心，汇聚民意，使我们共产党执政的根基更加的牢固。任何时代的廉政，都是与执政官员的道德品质和行政作风密不可分的。所以，中国的主流思想家总是把“修己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中国廉政史上，清官廉吏，都具有严以律己、不欺暗室、廉洁奉公的优秀品格。如不畏强权、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拯，刚直不阿、赤心向上的海青天海瑞，让多少作奸犯科者闻风丧胆。在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腐败行为花样翻新、腐败对象日益高层化的今天，希望我们的执法者能向他们学习，少一些明哲保身的顾虑，多一些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让一切腐败现象无处遁形，消弭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