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高校普遍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思政课社会实践报告，欢迎大家阅读!
【思政课社会实践报告1】
摘要：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伴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快速增长，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80年代中后期，从小在农村长大，90年代中后期来到城市，是具有农村户口在出生务工的劳动者。他们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有着执着的出生梦想和现代意识，但由于种种限制和制度性障碍，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和适应城市生活。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扎根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着的制度和文化藩篱。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关键字： 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适应 社会保障
农民工，是一个很特别的名称，是一个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如今，这个群体已进入第二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有农村烙印，却从小成长于城市，但是他们并不被城市认可;同时，他们又不愿回到农村去，对于他们自我身份的恐慌，或表于形，或隐于内，但始终难以解脱。
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日益上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全国总工会的一项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从甘肃白银到兰州打工的韩文彬在某建筑公司做电焊学徒。他已经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不想回到农村。“但有时，晚上出来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或下雨停工时，一种难以抑制的疏离感莫名而生。”韩文彬说。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而产生的新一代，受教育程度相对高一些，来到城市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且他们心里都盘算着如何在城市这一块土地上成家立业。但他们如果没有技能，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一点也不会比他们的父辈们少。
对他们而言，远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离乡外出务工是这一代学业上失利的农村青年的时尚选择。进城务工，意味着他们将以另一种生活方式方式亲近现代城市生活。
虽然来兰州只有二年时间，韩文彬却已经换了4份工作。在学电焊之前，他在一家餐厅做服务生，但这份工作她干了不到2个月就辞职了。“没日没夜地上班，工作压力太大不说，报酬也少得可怜。”只有初中毕业的韩文彬，曾两次参加中考都未能如愿。
已适应快节奏作息的韩文彬，习惯了逛街、购物和吃夜宵的城市生活，他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虽然觉得自己的“根”仍在农村，但又与农村的生活格格不入，矛盾的心情使他处于尴尬的环境中。
问题：
事实上，农民工这个生活在城市里却又不属于城市的庞大群体，因为没有“市民”的身份，除了要面临来自身身份的困惑和尴尬外，更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哪些对于“市民”津津乐道的住房、医疗、求学、就业等福利，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技校毕业在外打拼十年的康永军的想法是： “省城兰州这个城市是繁华的、的确不错，但若是说把家安在兰州，有人想、有人不想，在兰州安家真的不容易，在这样的城市里生存压真的很大，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更别说安家了!”
虽然已经十年不务农甚至很少回老家，康永军还是把自己认定为一个农民。户口簿上的“农”字，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带来很多现实困难。因为附着在“市民”光环下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等权利和福利，对他们来说都遥不可及，他们只是这座城市的普通劳动力。
在城里人看来，他们是农村人，尽管他们中有的在城市已经打拼多年;在农村人看来，他们也许是城里人，常年在城市中工作，气质与见识似乎都比未出乡村的人提升了许多。 他们自己则更多的是迷惘和不确定——一方面，没有城市户口，城市也没有完全接纳他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享受不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高强度的工作和较低的工资使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接受提升人力资本的职业培训。另一方面，他们大多不会农活，不愿意回家种地，农村似乎也离他们很遥远。
这是一群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青年。如果是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他们经历的只是个体的漂泊无着。可他们是1亿多人，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所感受和承受的一切，必将对整个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让社会无法忽视他们。
增城事件只是一个点上的个案而已。更多的类似案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必须在一个更高和更广的层面加以解决，否则将带来更多伤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李强说：“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劳动力重要的组成部分，既然是这样，我们确实也要思考。作为一个长远的社会发展，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未来中国会逐渐走向城镇化和城市化。那么我们怎么对待农民工，特别是我们怎样对待已经接受了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新生代农民工。”
反思：
其实造成新生代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安置中，“要地不要人”的急功近利思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搞区别对待，把进城新市民当成负担，忽视了人的城市化问题。另一方面，各种保障不全，相应的服务不到位和管理不科学，政策落实难。在方法手段方面，对新市民也缺乏相应的规划设计和培训教育等。
目前的现状是农民工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可以成为市民，但是以其收入水平，将无法支撑在城市的生活消费，所谓的市民化将成为一句空话。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是就业和住房。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农民工无法真正成为市民。
根据“十二五”规划，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由现在的47.5%提高到51.5%。但若没有人的城镇化，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专栏)所言，将是一个“虚高”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模式将不可持续。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持续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亿多30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更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如何把问题变成财富，如何使新老农民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公平地分享社会财富，需要政府、NGO及社会各方用智慧和爱心来慎重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