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研目的：了解湘潭市农村文化建设情况、发现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据此探索建设的新思路，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和对策建议。
(二)调研对象：湘潭市的农村基层干部、普通农户、部分文化活动场所和文化建设典型单位。
(三)调研方法：坚持上下结合、点面结合、明访与暗访相结合的调研原则，采用听取情况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典型、走访村组农户、发放调查问卷等具体调研方式。
(四)调研内容：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做法、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农村集体经济、文化设施、村组干部、普通村民等文化建设要素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村民文化需求现状等。
(五)调查结果：以调查报告及论文形式展现
一、新形势下农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1、 农村文化市场供需矛盾突出，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从市场供给方面看，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物质产品供给逐步提高，但文化产品和服务却呈萎缩态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基层政权从农村撤出，村委会权威逐渐丧失，对农民群众失去了号召力和凝聚力，农村处于自我为中心的散落状态。本该由村委会组织的公共文化生活开始废弛，公共文化设施被离弃或改为他用，公共文化产品严重不足。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群众的主要娱乐就是看电视、听广播或通过DVD播放器看影片，而较为落后的地区还停留在“早晨听鸟叫，白天听鸡叫，晚上听狗叫”的状态。
从市场需求来看，随着农村逐渐富裕，农民物质生活提高，其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水涨船高，不再满足于听歌、看电视、打牌，而对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有了需求，诸如读书看报、游园观景、听戏观演等。富裕了的农民也迫切需要自己的图书室、阅览室、休闲活动室、文化广场等文化设施，也需要愉悦心情，陶冶情操，提高精神境界。随着农业生产技术含量的提高，农民群众对科技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增多，科学生产，知识致富成为农民的一大诉求。
2、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农村文化建设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民大国，至今仍有接近70%的农民生活在农村，依靠农业为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民的现代化。目前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对农业科技知识接收慢，已经影响到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影响到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要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培养新型农民，为农业现代化提高符合要求的主力军，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农民文化素质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研究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专著《改造传统农业》中曾大力倡导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入，他明确指出，“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著名学者胡鞍钢等对我国各地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投资人力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最为有效，普及初等教育，学龄前儿童入学率每提高一个千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可上升0.35—0.59个百分点。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农村文化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按照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建设全面体现小康社会发展水准、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文明和谐共富的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是前提、基础和载体，没有生产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米之炊。同样，没有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活力和创造力。
农村文化建设，可以让农民在富了口袋的同时，让脑袋也富起来，让农民不仅享受到丰富的物质文明生活，也要沐浴在健康、向上、多彩的精神文明生活中。农村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培养“宽容、和善、诚信、友爱、互助”的良好风尚;还可以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培养农民审美情趣、奉献精神、大局观念，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封建迷信、歪门邪教等不良影响;还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组织水平，培养参政意识、民主意识、自治意识，推进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做好村民自治，实现“村民治村”。
4、破解城乡二元僵局，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离不开农村文化建设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诸多问题，而要追究深层次的原因，城乡二元体制则是难辞其咎。城乡二元体制，阻碍了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赋予了市民和农民两种截然不同的国民待遇，人为的造成了城乡隔阂。今天要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破除城乡二元对立格局，实现城乡统筹全面发展，而这一切，也都要借助于农村文化这一把利刃。
首先，农村文化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能提高承接城市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效率，增进城乡间的了解与交流。国家文化部、科技部、教育部等单位每年都举办次数众多、内容丰富的“三下乡”活动，但一些农村地区文化落后，农民素质不高，严重影响到了此类活动的效果，收效不大，农村文化建设将有利于克服这一点。
其次，农村文化能促进城乡互动，缩小两者间差距。具备较高知识水平的农民工到城市打工，不仅可以提高收入水平，还把城市文明带回农村，推动农村文化向前发展。进程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把先进企业管理经验和工业生产方式带入农村，有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工业化进程。农村文化建设也有利于吸引城市工业，甚至是外国资金的进入，尤其是农村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受益最大，有利于乡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再次，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弱化城乡间的对立情绪，树立“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舆论环境，减少城乡统筹发展的阻力。
二、湘潭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一)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性特点
1.投入体制：总量不足、重投轻管
据调查，湘潭市农村文化公共投入在配置上不尽合理，财政对农村文化的有限投入主要集中于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且大多数是一次性基建投入。近年来，湘潭市多数县以下(含县)几乎没有对文化人才的投入，也几乎没有保证文化设施正常运行的经费，绝大多数是只管“建设”，不管“运转”，存在明显的“重建轻管”特点。
2.组织体制：行业部门分割、重复建设、有限资源浪费
农村文化建设责任分属多个行政主体(部门)。机构改革前，在县一级，县广电局负责广播电视，县文化局负责群众文化，县体育局负责群众体育活动，县委宣传部负责群众文化宣传工作。在乡一级，党委有党委组织的文化活动，教育办(所)有教育办(所)组织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内容重复率高，组织形式简单，政出多门，领导网络不健全，分类不明确，边界不清，谁都组织管理农村文化，谁都不负全责，谁都没有同其他部门协同起来做统一的规划和投入，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原本有限的农村文化资源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
3.评价体制：重形式轻效果，轻后期管理与评估
绩效评估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它对农村文化建设起着监督管理和激励约束的作用。但调查表明，湘潭市农村文化建设评估工作机制不全，评价标准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评价的标准就是多少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多少本藏书、多少盘光碟、多少台电视、有无正式的规章制度，等等。很少涉及诸如文化设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文化设施的使用率等指标。现实情况表明，当前的评估一般都是一次性评估，缺乏一个事后的反馈监控机制，一些已建成的农村文化设施仍难得到有效使用。
(二)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结构性特点
1.农村文化在供求结构上的部分不对称
调查发现，政府供给的文化活动与农民的文化活动需求之间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在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方面，政府提供的文化设施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有线电视、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农民技术学校、有线广播、老年活动室;而农民对政府提供文化设施的需求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文化活动站或服务中心、图书馆(室)、农民技术学校或培训班、体育场地或体育器材、青少年活动中心(馆)。需要说明的一点，由于政府供给的有线电视普及率已经比较高，农民对这一设施的需求也相应的降低，但并不等于农民不需要“电视”。造成这一错位的原因，不能仅仅理解为农民文化资源贫乏，而是一些文化产品供给过剩而另一些供给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造成的结果。现有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制度存在缺陷。
2.农村文化在城乡结构上的边缘性和滞后性
与城市相比，农村文化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相比，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却日益衰败，我们从农民对文化活动的偏好中也不难发现，农民对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的偏好具有明显的模仿现代都市文化的痕迹。调查发现，农民使用频率最高的也都是电视、广播、书籍、报刊、杂志等现代媒体，普及率较高的也是各种现代文化传播工具，但在文化内容的供给方面，仍然大大滞后于城市。当代中国的中心文化是都市文化，农村文化始终处于这一中心的边缘。
3.农村文化在地缘结构上的相对封闭性
农村文化具有地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湘潭市农村文化体现在地域结构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即不同地域的农村文化差异很大，地域文化特色往往与当地的方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种文化的系统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同地域的农民很难轻易融入其他地区的文化体系中，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异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农村文化在地域结构上的相对封闭性。
4.农村文化在层次结构上的差异性
农村群体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等标准又可分为不同的次级群体，形成不同的群体亚文化。因此，农村文化体现在层次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不同层次、归属不同亚文化群体的农民具有相同和相近的文化消费取向，一般不会融入其他亚文化群体的文化交往圈子。调查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对文化设施的需求相似，但不同年龄的农民对于文化设施的需求则有很大差异，当前农村文化经费出现了分众化趋势，一种文化样式难以满足所有农村亚文化群体的文化需求，农村文化在层次结构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三)当前农村文化发展中的变迁性特点
1.文化主体：当代农村空心化趋势与农村文化精英的出现
湘潭市的广大农村(除个别发达乡村外)大多是劳动力输出地，几乎家庭平均每户就有1人外出打工。县(市、区)的边远偏僻农村外出打工人员要占到全村总人口的25～30%，有些边远山村可能要达到40%左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儿童、妇女和老人，而对于农村发展具有主导作用的中青年人都处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之外。一方面农村中坚层流向城市削减了农村文化的发展后劲，造成了农村文化传统的断裂;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因为缺乏农村中坚力量的参与，客观上使其日益边缘化。这要求农村文化建设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农村基层有一批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敏锐、富于改革和进取精神的中青年农民已经成为农村文化事业的主体。他们以农村文化市场为导向，组建各类农村民间职业剧团、农民业余文艺队或民间演出队等文化组织，采取适量的文化活动形式，积极适合本地及邻近农村农民的文化需求，成为农村文化专业户和农村文化精英。
2.文化内容：民间非物质文化的萎缩与现代都市文化的渗透
调查发现，农村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区记忆正在逐渐消失，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在现代化的车轮挤压下，生存空间日益萎缩，一些民间艺人也随着生活的压力等原因相继转换岗位，一些经典文艺活动和文艺人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原有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瓦解熄灭了农民文化参与的热情，原已发展起来的唢呐、秧歌、戏剧、舞龙、舞狮等农村班社随着集体经济生活方式的瓦解也逐渐解散，民间艺术也很难吸引年轻人参与。集镇生活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模仿和对周边农村的幅射，带来了城市文化下沉和乡村文化模仿现代都市文化的双重动力。同时，“民工潮”在城乡间的空前大流动，使广大农民群众模仿城市人的消费方式，现代文化消费需求不断上升，农村文化开始出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3.文化载体：低技术服务产品的没落和高科技术文化载体的流行
当代农村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统一体，在现在的农村存在着戏剧、故事、电影、电视和计算机互联网等多种文化类型。随着当代农民自己拥有的现代文化设备愈来愈多，低技术文化服务产品愈来愈不能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调查表明，戏曲传统开始在农村出现断裂，“有线广播”和老式胶片电影这些文化服务方式，无论是在农民的心目中还是乡镇干部眼中，都没有得到认同。社会经济愈发展，这种趋势愈明显。
4.文化消费：公益文化活动的萎缩与农村文化产业的起步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逐步降低对农村基层的介入程度，乡镇和村一级的经济实力弱化，湘潭市绝大部分乡镇和农村都不再有文化设施上的资金投入，乡镇文化站、村一级的老年活动室、文化大院、村级文化室大都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县乡文化部门组织的“文化下乡”、“电影进村”活动，有一定的效果，但这种“喂食”式的文化建设机制，往往是政府唱独脚戏，难以有效激发农民群众心中的文化热情，也没有点燃农村的文化火种，几十年的建设和努力仍然没有培育出农村文化的造血功能。与这种公共文化活动逐步退缩相对照，农村文化建设的产业化开始起步，农民自发集资改建文化阵地、资助政府办电视差转台，成立个体电影放映队、兴办舞厅、游戏厅与网吧等，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产业成为满足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新生力量。
5.文化阵地：政府文化阵地的衰退与民间文化组织的成长
农村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几乎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建立了县、乡、村和生产队系统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府对农村管理方式的转型，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也不再存在，没有了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县乡政府也很难开展大规模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与此同时，民间文化活动开始兴起，农村自办文化发展迅速，民间组织的管理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对文化的投入不断增加，一些地方戏剧、民间故事和曲艺团体活跃，民间文化精英开始出现。
三、湘潭市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湘潭市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困难，主要体现在“三不、三低、三缺”等方面。
(一)“三不”。
一是思想上重视程度不够。部分基层干部对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存在“经济发展是硬指标，文化建设是软任务”的模糊观念，往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受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影响，村与村之间，镇与镇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条件好的村文化设施较为齐全，文化活动丰富，而经济相对落后的村(社区)，特别是偏远的自然村群众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三是创新意识不强。一些群众所喜闻乐见、地方特色浓厚的文化活动形式没有被充分挖掘或利用，文化阵地的宣传、教育、辅导、娱乐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二)“三低”。
一是层次低。文化发展方式和文化活动形式单调，更多的局限在一般性“吹吹打打”的小文化范围内，没有形成大文化的概念。图书室的藏书普遍不多，而且流通量小，不能满足科教兴农的需求。
二是利用率低。调查发现，一些村居的农家书屋，建设得很漂亮，但是书籍几乎没有翻阅，虽然有借阅记录但大多是为应付检查而伪造的。
三是管理水平低。大多文化设施通过创建验收之后便无人管理，成为摆设。评价标准体系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只看建筑面积和数量，很少涉及到诸如文化设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文化设施的利用率等指标，导致图书资料、报刊常年无人问津，无法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三)“三缺”。
一是缺资金。虽然文化事业经费总量有所增加，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与财力增长比例不相称，投入明显偏低是阻碍农村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有的村集体经济所剩无几，缺乏社会捐助等必要的投入机制，致使农村文化经费匮乏。
二是缺人才。基层文化干部的专业理论素质偏低，能够独挡一面的业务人员偏少，农村基层文化队伍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有的文化站工作人员不仅人少且长期不在专业岗位，农村文化工作常年处于停滞状态。
三是缺良好机制。农村文化站都是由镇级进行管理，由于财力有限、管理不力，导致相当一部分文化站作用发挥不到位，基本上没有开展常规业务活动。文化站人员编制本来就比较少，而许多在编人员还一直被其它部门借用，普遍存在文化专干专职不专用的问题。另外，因缺乏考核激励机制，基层很难引进、留住优秀专业人才。
更多热门文章推荐：
1.2015年关于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报告
2.2015农村文化建设现状的调查报告
3.2015年农村生活现状调查报告
4.2015新农村建设规划调查报告
6.2015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调研报告
7.2015年关于新农村建设现状调查报告